王蒙的仕途与人生

    “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像我这样有肌肉的吧。”在北戴河“政协浴场”的海滩上，戴上泳镜，王蒙就直接扑向海里，越过在浅海套着救生圈的年轻游客以及扑腾着水花的孩童。

    这天下午，风浪很大。78岁的王蒙说：“再大的浪我都见过。”

    政治和文学这两个“风浪”交织于他的人生。

    中庸/响动

    湖南作协主席唐浩明说：“王蒙本身就是一部文学史。”

    对于这种说法，王蒙解释道：“也谈不上，当然现在来说，我经历过的事情也比较多。”他喜欢用这样婉转的方式回答问题，“我并不否认我的中庸对一切都不抱幻想。”

    “文学史”得有作品，王蒙有“干货”。他的创作已有60年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作品“有一定的响动”。“到现在为止，我的写作还在积极地运转着。相对于其他作家，有的人是前段写，后面一段不写了，也有的从新时期开始写。从时间长度上他们不好跟我比。”王蒙说。

    新书《中国天机》在近期又开始“响动”。他认为，当今人们对政治的热情和关注日益增加，但是浅薄与情绪化的见解太多。

    事实上，近年来他也未中断过对政治、社会、文化的关注和发声，他说：“我有巨大的政治责任感，因为首先我自幼就热衷政治，有革命政治的童子功；第二，作为一个接地气的人，我从基层的团委、人民公社干部都当过，还当过中央委员、政协常委；第三，我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被提拔过，被毛主席多次点名，也被打入过历史的另册；另外，我还去过境外60多个国家，也见过国外诸多国家领导人，有一些交流经验。”在他看来，这是《中国天机》的出版缘由。

    2011年夏天，王蒙在位于北戴河安一路的中国作协“创作之家”休养，着手创作该书。从10多年前开始，他每年夏天都会到此避暑。在“创作之家”，从安保人员到管理层，他们对王蒙已经很熟悉，都叫他“部长”。在位于北戴河康乐路的“政协浴场”，管理人员和救生员也很熟悉“部长”，王蒙每天下午3点左右都会来游泳。

    仕途/文学癖

    20多年过去了，“部长”的称谓还在。从1986年4月至1989年9月，王蒙担任文化部主要领导职务三年零五个月。上任部长那年，王蒙出版了小说《活动变人形》，反思现代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下的心灵冲突，被誉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变形记”。

    事实上，王蒙本人也是作协的“主要领导”，从1986年至2006年担任副主席。还有传言，王蒙也曾被提名过诺贝尔文学奖。“诺奖的提名是一个说不太清楚的事情，它是封闭的，怎么提名，怎么评的，什么都不对外界公开的。”王蒙解释说，“瑞典文学院在过去也给中国作协发过信，希望可以推荐。中国作协提名过巴金、丁玲等，另外国外一些大学，也有这种提名。我想，提过我也不足为奇，我说的主要是国外的一些机构。”

    在政治和文学之间，王蒙说自己的“热度”，显然在后者。“与纯粹的政治家的最大区别在于，我有文学癖好，我从来没有追求过哪怕一星半点的‘仕途’。”他说。但如今，“想否认也不可能了”，王蒙说，“政治的本质不是别的，就是生活，就是命运，就是故事”。

    保护/批评

    “打入另册”，王蒙这样形容自己曾被戴了20年的“右派”帽子。所以，“再怎么政治还是要有个铁饭碗，有个吃饭的过硬家伙。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我的生活出现了明显的‘拐点’，我宁愿回归到文学里面讨生活。”王蒙说。

    1956年4月，22岁的王蒙写了个短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9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杂志社的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将476元稿酬送到王蒙家里，这样的稿酬在当时“也够惊天动地了”。

    但很快《文艺学习》杂志展开对该小说的讨论，王蒙在《中国青年报》的编辑朋友也找来，说该文已经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了，要做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准备。次年2月，李希凡在《文汇报》发表了长篇文章，批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很快给周扬写了封信，请求指示。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叫了王蒙谈话，说毛主席也看了那小说，不赞成将其完全否定。“我那个小说，毛泽东前前后后讲了六七次。”王蒙回忆说，“总的调子就是，一保护，二批评。”

    王蒙虽然没有当面听到毛主席的点评，但听过录音，“毛主席亲口肯定，‘王蒙有文采、有希望。”毛主席如此点评青年作家，“在当代仅此小王一人，”如今已是“老王”的王蒙回忆。

    新疆/北京

    “相对于其他老作家，你受过的苦不算严重吧？”有媒体问王蒙。

    “对，那当然。一切都是看比较，相对来说，我不算特别严重。”王蒙回忆，“一是我的工资没有降，当时在北京我是87块钱每个月，在年轻人里算非常高的。1963年到新疆，加上补贴，一下子变成124块，开玩笑，那算不错了。再一个，我没有被殴打过，也没有戴高帽子游街，也没进监狱。”

    2006年至2008年，王蒙出版了“自传三部曲”。第一部中记录了他到新疆的详细过程。去新疆是他主动申请调去的，甚至“极其兴奋”，并得到了妻子崔瑞芳的支持。王蒙调到了新疆文联工作。

    “老王，千里为官只为钱啊。”一个从安徽到新疆的农民对王蒙开玩笑说。王蒙笑道：“‘大跃进’之后，安徽的生活特别困难，他们听说新疆好点，就跑来了。他意思说，你北京那么远都跑来新疆，反正就是为了钱嘛。我也没法跟他解释。”

    思想/爱情

    但王蒙并非只沉浸在旧时光中，他甚至愿意去看看《失恋33天》《男人帮》这样的影视剧，“各种现代建筑，城市风光，汽车多了，霓虹灯也多了。另外，它们的共同点就是现在人们对爱情的态度，更务实一点，不那么悲情了，不考虑你死我活那种劲儿了，不行就拉倒，还能怎么办。这也是更豁达和更健康的态度对待人生。”他说。

    在自传中，王蒙也曾写过自己的爱情，在北京东四区委工作时认识的初恋崔瑞芳，日后成了自己白头到老的妻子。“今年最悲哀的是，老伴儿3月23日去世了。”王蒙沉重地说。

    有太多的偶然性，包括王蒙最初干革命工作，“一个人怎么发展，是各种因素造成的。也可能后来有很大变化，也可能最后没变化。”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大家对国民党抱的希望特别大。但是很快就失望了，贪官污吏什么的。”王蒙回忆起自己的革命出发点及与政治的结缘。当时，王蒙从五年级直接跳过六年级考上了北京市立三中。

    民国时期中学有打垒球的传统，三中有一个矮胖、爱笑的“体育明星”，专门打后卫的，王蒙还记得那是一个叫何平的高二学生。而王蒙自己刚参加了全市的演讲比赛，是个“演讲明星”。

    一次在操场上碰面，何平问：“王蒙，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呢？”王蒙说了几本书名，但随后他又突然说：“我现在，思想左倾！”回忆起来，王蒙也觉得当时“非常奇怪”，“在国民党时期宣称自己思想左倾是有一定危险的。”

    恰巧，何平是地下党员，“他眼睛顿时睁大，高兴得不得了，让我上他家玩去。他家里摆的都是一些苏联小说，左翼的这些东西，还有上海出的一些骂国民党的书，他们家变成了我的学习室。”

    王蒙回忆说：“如果我不是偶然说出思想左倾，他不会那么快对我宣传共产党的方针理论。”那一年，王蒙11岁。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