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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中国军事战略理论推演圣手

西隐 《 人民文摘 》(

    美国军方从已掌握的资料和对中国高层战略调整的趋势评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刘亚洲的战略思想对解放军战略调整有一定的影响,一旦刘亚洲的战略思想占据主导,解放军的作战思想和治军方略将会发生改变,可能会直接影响美军战略部署的预期目的。

    20世纪80年代就以描写新军事变革的战争作品著称的刘亚洲,是中国将领中少壮派力量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军方高层的战略思想家和理论笔杆子。

    20世纪80年代就以描写新军事变革的战争作品著称的刘亚洲,是中国将领中少壮派力量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军方高层的战略思想家和理论笔杆子,其触角敏锐,思想前卫,观察视角独特,近20年在军中的各种报告和建议得到了中国军方高层的认可,在中国高层和军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因而,美军不得不对中国悄悄变化的军事战略意图保持高度警觉。美国军方从已掌握的资料和对中国高层战略调整的趋势评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刘亚洲的战略思想对解放军战略调整有一定的影响,一旦刘亚洲的战略思想占据主导,解放军的作战思想和治军方略将会发生改变,可能会直接影响美军战略部署的预期目的。

    美国军方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将领刘亚洲。

    刘亚洲,有“高层文胆”、“军中才子”、“中国杜黑(意大利著名军事理论家、制空权理论的倡导者)”之称,美军战略安全委员会评估报告曾评价刘亚洲“是中国将领中少壮派力量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军方高层的战略思想家和理论笔杆子”。

    “与其他同志相比,我只是有点锋芒而已。”刘亚洲如此说。

    “笔杆子”独树一帜

    在和平年代,身为军人的刘亚洲横空出世,靠的不是枪杆子,而是笔杆子。

    他虽官居高位,却厌恶文山会海,不喜迎来送往,平生最好两件事:深入部队和研究军事战略。

    刘亚洲以“第五次中东战争”为素材,写下报告文学《恶魔导演的战争》,他以新颖的题材、犀利的笔触 、尖锐的思想,在中国文学界引起很大轰动,甚至引发了一场风波。刘亚洲所写的一系列以国际军事斗争为背景的报告文学,如《那就是马尔维纳斯》、《攻击、攻击、再攻击》等等,都以全球新军事变革为背景,为刚刚走上改革之路的中国军队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视窗,大都成为了军事院校的教材。

    当年他在成都空军和北京空军任职的时候,下基层演讲或在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培训中讲课,常常论古谈今,一说就几个小时。有关人士评价说,刘亚洲治学著述严谨,记忆力超强,大段的中外名著能背诵如流。他的英语水平可以拿起外文报刊直接阅读。

    “红色后代”的固执

    刘亚洲的父亲刘建德是个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曾官至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战功卓著。刘亚洲自小随父母辗转浙江、山西、陕西等地。

    刘建德后来把刘亚洲送往他的老部队63师187团“英雄八连”锻炼。“英雄八连”是由国防部命名的连队,曾在淮海战役中狙击邱清泉兵团,战后全连仅剩6人。刘建德曾任营教导员,对该连极有感情。1968年,16岁的刘亚洲经兰州军区特批入伍,不久转干。从此,刘亚洲开始了军旅生涯。

    作为“红色后代”,刘亚洲对父辈极具感情。2000年12月13日,刘建德病逝,刘亚洲如五雷轰顶,在接连7篇的《丧父日记》中不停地剖析、自责,记述了那段异常悲痛的心情。

    刘亚洲将父亲比作高山,而将自己比作尘土。称父母有泡澡的习惯,但他们为节约,从来是两人共享一盆水,“妈妈先泡,不打肥皂,而后爸爸再泡。”

    传统文化的基因牢牢在刘亚洲的身上打下烙印。北空机关一位人士称,刘亚洲从1993年到北空任政治部副主任以来,从没有以个人的名义用公款请过一次客,没有报销过一张餐饮发票。他常用“虽说一两酒喝不倒红旗,一顿饭吃不垮江山。但是太多了,太浪费了 ,积少成多,就难说”这句话告诫身边的人,他的坚持到了一个固执的程度:甚至连空军司令员、政委到成都空军检查工作,他都不宴请。

    不同凡响的爱情

    刘亚洲的爱人李小林是李先念的女儿,曾在武汉大学外语系读书,是该系的高才生,喜欢文学。因为父辈的渊源,刘亚洲和李小林早已相识。刘亚洲当时正好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与李小林在武大校园里重逢,共同的爱好燃起了爱情的火花。

    刘亚洲后来回忆说:“(20世纪)70年代在部队当战士,我就能把小妹(指李小林)的一切几乎准确无误地说出来。在武汉大学遇见她时,我已明白,这桩天定的婚姻是躲不掉的了。记得是1974年的一个深夜,我被爱情折磨着,一个人在宿舍的平台上徘徊。忽然我预感到小妹就在附近,就在那簇黑黝黝的树丛里,于是我就走了过去。里面果然有个人,但模糊一团。我连半点也没有犹豫就把那个人拉过来。咦,果然是小妹!”

    一年之后,长篇小说《陈胜》出版,他用稿酬买了一辆自行车,凤凰牌的,连书送给了小林。

    可是,几天之后,小林送给他的“祝愿”却使他深感失望和不安:“自行车不错,很好骑。可书不能读10页以上。”

    李小林与刘亚洲不像大多数夫妻那样夫唱妇随,“他喜欢写作我喜欢旅游;他喜欢吃面,我喜欢吃米;他喜欢大山,我喜欢大海。很多东西不一样。”李小林说。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儿子说她自私,为别人付出很难。李小林对此却不以为然:“中国女性太善于忍让。我跟我丈夫说,我让可以,但我不幸福,我不让,就很幸福,你看我怎么选择?我丈夫就说,你觉得怎么幸福,就怎么选择吧。”

    “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上世纪80年代仗打完后,很多部队却在前线驻地乡镇卖起了胶鞋、汽油、棉被、衣服甚至勋章,做起了生意,时间长达半年。当时随总政采访团下去的刘亚洲见此,在半路给当时的军方领导人杨尚昆写了一封信,谏言:“前线部队再这样搞下去,不得了,要出大毛病。”刘亚洲当时只不过是一个营级军官,他的信震动中南海。杨尚昆批示:“前线部队,停卖军用品,尽早撤回原驻地。”

    有人把刘亚洲的一些观点归纳为“军人战争选择论”,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更有人读了刘亚洲战略文集中的《大国策》,立马“嗅出”刘亚洲有“亲美”倾向。刘亚洲回应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列了一个我国党政军干部的黑名单,名单上都是坚决反美的、不可能被和平演变的、“死硬的”共产党员,“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摘自《中国高层文胆》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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