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中国副秘书长们

    迄今为止，在吴红波之前，已有7位中国人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他们均有共性，又各有特点，在形势复杂、风云变幻的联合国舞台上演绎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采。

    5月30日，德国柏林，中国驻德国大使吴红波在中国使馆接受德国媒体专访。

    仅仅一天后，美国纽约，吴红波的身份发生重要改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他担任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根据联合国惯例，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人不能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但可以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中，五常国家都有一个职位。迄今为止，在吴红波之前，已有7位中国人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他们均有共性，又各有特点，在形势复杂、风云变幻的联合国舞台上演绎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采。

    不能再代表任何国家的利益

    现年60岁的吴红波是山东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曾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港澳台司司长、驻澳门特别行政区副特派员、中国驻菲律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等职位。

    2009年8月，吴红波出任中国驻德国特命全权大使。如今，随着联合国的一纸任命，吴红波将从大使变成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开始职业生涯中一段新的旅程。

    联合国副秘书长属于国际公务员，为联合国服务，不能再代表任何国家的利益。

    上任第一天，吴红波将被要求在一份誓约上签字——誓约规定，从那一刻起，他就不代表任何国家。

    2012年前已有7人任此职位

    自从中国1972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已经有7位中国外交官先后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分别是唐明照（1972年至1979年）、毕季龙（1979年至1985年）、谢启美（1985年至1991年）、冀朝铸（1991年至1995年）、金永健（1996年至2001年）、陈健（2001年至2007年）、沙祖康（2007年至2012年）。

    资格最老的唐明照出生于1910年。1920年代初，他随父母移居美国旧金山。1927年回国，后来就读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经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学习4年。此后，他曾任《美洲华侨时报》社长与总编、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书记。

    唐明照回国后历任外交部专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处长、副秘书长。1972年，经验丰富的他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第一任副秘书长。

    1980年后，唐明照离开外交领域，任中联部顾问。

    从唐明照手中接过副秘书长“接力棒”的毕季龙也是有着留美经历的“海归”。他家里是江苏扬州的名门望族，他1936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财政系，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专员、杭州英士大学教授。1948年，毕季龙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50年，毕季龙回国加入外交部，历任外交政策委员会秘书，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秘书处处长，外交部研究室专员、新闻司副司长、国际条法司副司长。1979年6月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相比来说，生于工商业主家庭的谢启美则是理工科专业背景，1947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数学系，曾任教于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后来，谢启美从学界转入外交界，曾任驻瑞士大使馆随员、外交部西欧司副科长、英国代办处三等秘书，驻美国联络处参赞，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司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大使衔），1985年至1991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谢启美的继任者冀朝铸也是理工科出身。他1929年7月生于山西省汾阳县，早年留学美国。新中国成立后，冀朝铸追随父兄足迹，毅然放弃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学业，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后来，他曾经参加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在开城谈判中表现出色，获得中朝两国的表彰。

    1954年，冀朝铸进入外交部，长期从事我国领导人的翻译工作，其高超的英文翻译水平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赢得了领导人的肯定和外国友人的普遍尊重。1979年至1987年间，他先后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中国驻斐济瓦努阿图·基里巴斯大使、驻英国大使。1991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陈健：整治“文山会海”

    在8位副秘书长中，金永健、陈健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几位的共性：他们与联合国有着特殊渊源，与联合国一同走过了许多岁月。

    金永健进入外交部后，曾在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工作，但从1977年开始，他奉调前往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从二等秘书、一等秘书、参赞，直到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候补代表、联合国非洲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代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代表等职。

    1984年，金永健曾回国任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司长，主持非洲事务；后又调任国际司司长。20世纪90年代初期，金永健又赴联合国，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1995年出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在常驻联合国的十余年中，金永健参加了很多届联大会议，制裁南非的世界会议、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国际会议、禁止化学武器国际会议，第四十五、四十六届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社委员会会议等，建树颇多。

    陈健毕业于复旦大学，先后四次在联合国工作。2001年，他接替金永健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执掌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主政期间，陈健大胆对联合国的“文山会海”开刀，进行了一番改革。

    陈健分管的是人员最多、开销最多的部门，上任之初，部门两个财政年度的亏损金额达1000多万美元。陈健找了咨询公司，专门调查经费超支的原因。症结很快查明：亏空源自“文山会海”。

    联合国会议经常持续到凌晨，文件动辄上百页，加之会议时间不定，六种语言的同传从世界各地乘飞机到纽约“救急”，花钱如流水。各国为显示谈判决心，希望为本国多争取一些利益，但僵持的后果是，会议变成马拉松，结果不会有任何改变。

    联合国大会早有规定，所有会议应在会议管理部批准时间内举行，下级呈送上级的文件不得超过20页，联合国秘书长报告不得超过16页。但这些规定从未被认真执行。陈健上任后，真正开始实施这个规定。

    对付超时和违规者，会议管理部采取撤走翻译、服务人员等“强制措施”，“挑战旧制度的勇气，颇有变法图强的味道”，在联合国数十年，熟知会议积弊的老同事如此评价。

    政令一出，整个联合国为之震动，阻力亦随之而来，很多人对新规定很不适应，一些会议主席打电话给陈健，要求延长会期。对于陈健的改革，时任秘书长安南给予充分支持，从未下令延长。

    在陈健的5年任期内，文山会海积弊大减，会议管理部不再是“亏损大户”。

    沙祖康：坦率硬派个性鲜明

    如果说中国的副秘书长多以儒雅、低调著称的话，刚刚卸任的沙祖康则以坦率、硬派的个性让很多老外印象深刻。

    沙祖康197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语系，随后进入外交部，先后在我国派驻伦敦、科隆坡、新德里、纽约和日内瓦的外交代表机构中任职，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中国常驻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大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大使等要职。

    2001年，沙祖康就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大使后，前往英国大使馆拜访。

    英国大使开场白说：“大使阁下，我们大英帝国对你们的人权情况表示关切。”沙祖康回答：“大使阁下，我怎么看着你这张脸就想起鸦片战争来了，当年，你们强迫中国人民吸食鸦片，中国人拒绝了，因此你们就挑起了战争。”接着，沙祖康又说：“你今天终于给我机会了，让我表达了我的关切。我的关切是，你干涉我国内政。我们不图什么，我们只希望你学会平等相待。”

    沙祖康的联合国岁月现告一段落。不过，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作为沙祖康的继任者，吴红波还将在联合国的各个重要场合继续机智斡旋、运筹帷幄。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2.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