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党费“特殊”在哪

    这张制作精美、印有“中共中央组织部”鲜红大印的卡片，是在汶川发生大地震时上缴的“特殊党费”的收据之一。与普通捐款不同，汶川地震后的“特殊党费”捐款，被称为“管理得最好的资金之一”。 

    4年前的5月13日，地震后第二天，浙江企业家祁友富把10万元人民币交到了绍兴县柯岩街道党工委书记办公桌上，这成为了第一笔用于支援灾区的“特殊党费”。 

    5天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开启了全国性党员缴纳“特殊党费”赈灾的“第一次”。在这之前，“特殊党费”这个词一般出现在建党节、入党周年等纪念日，党员用其表达对党的特殊情意。更多时候，“特殊党费”出现在党员的遗嘱中，作为个人上交的最后一笔党费。另外，“特殊党费”有时也会成为一些地区号召党员集体捐款的一种形式。 

    《人民日报》在1997年4月11日的 “工作问答”中，特别指出了一些地方党组织要求党员交“特殊党费”的错误，并说明：“如果遇有特殊情况，需要党员带头捐款，应本着自愿的原则，不能对捐款额作硬性规定，也不要把这种捐款叫做‘特殊党费’。”汶川地震后，本着“自愿、不定标准、不强行摊派”的原则，7000多万名共产党员中，有4550多万（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缴纳了“特殊党费”，用以赈灾。 

    作为党费，“特殊党费”之特殊，在于其用途超出了中组部下发的《党费收缴规定》，根据该规定，“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也就是说，党费只能用在党内。而抗震救灾的“特殊党费”，主要用在了灾区的住房、学校、活动场所的修复和重建上，非党员同样是“特殊党费”的受益者。 

    而作为捐款，“特殊党费”之特殊，在于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及其运作模式。从一开始，“特殊党费”就受到了中央的特殊“关怀”——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等中央领导曾先后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认真做好“特殊党费”的使用和监督。 

    “特殊党费”接受组织部门、纪委、监察、审计部门的行政监督以及1700位普通公民的社会监督。从2009年起，审计署开始对“特殊党费”及其援建项目进行跟踪审计。2012年4月21日，“特殊党费”跟踪审计结果出炉：全国共缴纳了97.30亿元“特殊党费”，除去53.15万元左右使用不够规范，总体上做到了专款专用、专账核算，是“管理得最好的资金之一”。 

    “特殊党费”捐款与普通捐款的最大不同，在于其特殊的捐款渠道和管理体系。一位普通公民要支援灾区，可以捐款给红十字会、扶贫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公益性社会团体，也可以直接捐给灾区的学校、医院等公益性非营利事业机构。而“特殊党费”是由党员上交到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然后经由地方党委组织部→中央组织部→民政部→汶川地震灾区的流通渠道到达灾区。负责分配、使用“特殊党费”的，是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和发改委、民政、财政、审计等行政部门。 

    另外，由于肩负着“办成一个展示党的形象的民心工程”的重大使命，“特殊党费”援建项目受到四川省委的高度重视。四川省委书记、省长曾多次开会研究，并成立领导小组，狠抓“特殊党费”援建项目。可以说，行政力量的保驾护航为“特殊党费”的落实提供了有力后盾、强大的权力和监督体系，使“特殊党费”成为异于普通捐款的特殊公益模式。 

    综合自《博客天下》《椰城》

    资料链接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领导同志带头交纳了抗震救灾“特殊党费”。

    自从中组部发出《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后，各级党组织尊重和鼓励党员通过党组织表达支援灾区的心愿，接受党员的“特殊党费”转送地震灾区，全国各地广大党员踊跃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5·12”地震后，中央共下拨四川省“特殊党费”资金80.3亿元，截至2010年1月14日，四川已下拨78.35亿元用于灾后重建。“特殊党费”援助，在四大领域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教育：帮助每个极重灾县重建中学、小学各一所，帮助重灾县重建一所中学或小学。全省49所中小学纳入“特殊党费”重建项目，项目资金达19.94亿元，占全省特殊党费资金的24.83%。

    民生：帮助灾区县援建房屋倒损农户住房等民生项目。45.3亿元用于倒损农户住房恢复重建，占“特殊党费”的56.41%。

    党建：帮助因灾受损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接收站点建设。项目资金10.82亿元，占“特殊党费”的13.47%。

    慰问：从预留资金中安排为抗震救灾中因公牺牲人员家属发放慰问金。截至2009年12月，已向地方38名、部队17名符合条件的因公牺牲人员家属发放慰问金16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