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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战线
妈妈陈曼云是广东番禺人，和父亲同岁。我记得解放后妈妈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长征时期剩下的老党员没几个了，我就是其中一个。”妈妈早在1926年就参加了共产党，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一批共产党员被派到日本留学，妈妈就是其中一位。爸爸只知道母亲是进步人士，但对她的具体身份和所从事的工作，应该不是很清楚。妈妈从日本回来后，一直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抗战时期转到香港，在廖承志手下工作。1939年，潘汉年到香港治病，因为潘汉年在香港的关系多，中共中央决定让他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领导原在香港的各系统情报班子。潘汉年向廖承志提出借我妈妈到他那里工作，妈妈便加入了这条秘密战线。
在香港，妈妈经常去电影公司看司徒慧敏拍戏，由此认识了爸爸蔡楚生。妈妈当年搞妇女运动时，也请爸爸去学校讲过几次课，他俩就这样慢慢走到一起。
1941年，爸爸、妈妈在香港《大公报》上登启事结婚，职业完全不是一回事的爸爸、妈妈却最终走到一起，这也许只能用缘分来解释吧。他们的感情非常好，一辈子没吵过架。
就在他们结婚半个月之后，“珍珠港事件”爆发。
12月18日，日军强占香港。当时周恩来给中共南方局发电，要动员一切力量，趁日军立足未稳、尚不熟悉情况之前，以最快速度把一批文化精英从香港抢救出来。几个月间，800多位民主人士、文化界进步人士从香港安全地转移到抗日大后方。爸爸撤退时，妈妈并没有跟他一同走。她把所有的事情料理完，带着我姨妈和刚出生才几个月的我，从香港先撤到北海，又到了桂林，和已转移到这里的父亲团聚了4个月后，妈妈又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到日占区建一个敌后电台。于是妈妈再度起程。
妈妈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找到了一份工作，表面上这是一家科研单位，实际是日本外交部系统的情报机构。
当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叫岩井英一，是个中国通。岩井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直属外务省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专门搜集中国的战略情报。1939年，潘汉年指示袁殊打入“岩井机关”。不久，潘汉年自己则以“胡越明”的化名，通过袁殊的具体安排，与岩井有了直接联系。潘汉年提出：在香港办一个公开刊物，作为活动据点，定期搜集情报，并负责每半月向“岩井机关”交一次情报，但岩井须每月供给活动经费2000元和办刊经费，岩井同意了这个计划。我的妈妈，就是执行这一计划的中间联络人。
应该说明的是，潘汉年的行动完全是经过上级同意的，而且后来也证明，通过这种合作，中共方面从日方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战略情报。
可是这段地下工作的经历也埋下了妈妈日后在“文革”遭受冲击的祸根。
地下电波
爸爸从香港回来后，妈妈的公开身份是家庭主妇，照顾一家的生活。实际上她在“导演妻子”身份的掩护下，还在继续做地下情报工作。
1948年底，为安全起见，中共地下党组织敦促一批文化界人士离开上海到香港躲避。
我们全家是1948年12月28日离开上海的，结果1949年1月1日下午，国民党特务就突击搜查了我们家。我们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妈妈负责的地下电台也出了问题，报务员李白被抓。
其实我们从上海撤退前，妈妈已经跟李白叔叔说：这个电台不能再用，敌人已经开始注意到它，开始追踪了。但是李白叔叔着急把绝密的国民党江防计划发出去，没想到，这最后一次就暴露了自己。李白叔叔是1948年12月29日被捕的。解放后，李克农派人去上海调查李白的下落，才知道李白是在上海解放前20天被枪杀的。李克农建议将他的事迹搬上银幕，于是有了后来那部《永不消逝的电波》。
英雄无名
1966年1月12日这一天，是爸爸的60岁生日。那一天爸爸还在日记里给自己写了首诗自勉，对未来的岁月充满期待。爸爸肯定没料到，一场风暴很快袭来，把他和我们整个家庭带入一场灾难。
对我们家庭来说，风暴的最初是来自爸爸的电影界。但其实更凶险的，还隐蔽在妈妈那一端。“文革”一来，妈妈当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那段经历，成了最大的“祸源”。很多人不了解情报工作的复杂性，他们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听说她曾跟日本人打过交道，就觉得挖出一个惊天秘密。我后来听说，在潘汉年1955年被逮捕后，有人就想来抓我妈妈，后来还是周恩来把事情压了下来。
我后来想，妈妈肯定知道，最坏的事情还远远没有发生。没多久，妈妈就发现她已经被人注意了——很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妈妈在自己宿舍的抽屉里别了根头发，有一天她回到宿舍，突然发现那根头发没了。回到家里妈妈并没有提这件事，只是跟我们说：“如果有一天我没有回来，你们不要急，不要慌，就当我是出去休息了。”果然，一周后，她就出事了。
1967年6月，妈妈以“日本特务嫌疑”的罪名被捕。抓她的人，是中央专案组一办，可见她“级别”之高。
爸爸本来身体就不好，没了妈妈这个精神支柱，他更是一下子就垮了。1968年6月的一天睡午觉的时候，爸爸开始出现呼吸困难，我赶紧背着他赶到复兴医院急诊室。几经周折，爸爸才进了病房，可是已经晚了，没几天爸爸就离开了人世。
1971年，“9·13”林彪事件之后，政治气氛有了些微妙的变化。那时候我在南苑的农场参加劳动改造，有一次我回城的时候，周围朋友告诉我，现在可以申请去探视被关的人了。他们告诉我一个办法：打个申请报告，写上“周总理亲收”，然后送到中南海北门，就可以了，身边的朋友说，他们都是这样做的，我也依法炮制。
20多天后，两位军人到农场找我说：“你的信总理收到了，你回家等消息吧！”在家里等了3天后，果然有人找上门来，拉我们坐车出北京城一直往北去。直到这时，我这才知道妈妈被关在秦城监狱。
这是妈妈被抓后我们第一次相见。妈妈还是一如既往地平静。
妈妈最关心的还是我爸爸，问他怎么样，我只好骗她说：“爸爸挺好的，在茶淀农场放鸭子。”妈妈没有怀疑我的话。
从此之后，我们家人可以经常去探视妈妈。每次见面，妈妈都会问起爸爸的情况，我就只好继续把这个谎撒下去。1975年五一节前，我们接到正式通知：妈妈可以回家了。这时候不能不对妈妈说真相了。
妈妈听到爸爸早已去世的消息，在医院的公开场合还比较镇定，现在想起来，她可能心里已有所预感。后来我进了病房，把她背下楼，上了车回家。回到家，一进房间，妈妈立即捶胸顿足、放声痛哭，不能自已……不过，妈妈只哭过这一次，这也是我唯一见她流泪的一次，以后她再也不提爸爸的事。
妈妈出狱的时候已经偏瘫，回家后经过一段治疗，她身体逐渐好转。没想到，1976年1月妈妈听说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后，一下子被击倒了。虽然全力抢救，但妈妈还是在这一年的3月离开了人世。
可以说，妈妈一生所经历的，有一部分到现在还是个谜。当年奋斗在隐蔽战线上有很多像妈妈这样的人，虽然他们的名字很少被外界所知，但是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他们沉甸甸的一笔。
摘自《天天新报》201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