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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怕日本鬼子
张作霖和张学良性格不太一样，他虽然看起来北人南相，但性格刚烈果断，特别是和日本的关系上，这一点从一次张作霖父子的对话中颇能反映出来。
北伐战争时期，张学良从前线回来，因为战况不利，劝张作霖不要继续和南方打仗，老将(当时张学良背后叫张作霖“老将”)不听。张学良说日本人盼着我们打，不要我们向前打，日本人抄了我们的后路，我们打不过日本人，要吃苦头的。
张作霖大怒，拍桌子叫道：我有30万东北军，我才不怕日本鬼子！他撑死了在南满有13000人，要想收拾他，我把辽宁各县的县长、公安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三天就把他的铁路扒了。东北军先打重镇大连旅顺，他13000人怎么跟我打？我怕什么日本鬼子？
当时，张氏父子说话，张学良的几个卫士，东北军的将领都随侍在旁。
从这段话看来，张作霖父子，对于日本在东北的实力，都是有警觉的，但是老帅打江山几十年，虽不读书却有经验，盛怒之下，瞬间判断双方力量对比依然相当准确，几条措施也颇有可行之处，方针更明确鲜明。相比之下，看“九·一八”时少帅的表现，则显得不知己亦不知彼，心中无数，看来在阅历方面，确实不如其父。
见人说人话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在西安相当活跃，这时他的警卫骑兵队已经扩编为骑兵营。
张学良平时说话并不粗俗，但也不是知识分子腔调，有点儿像老北京的旗人子弟。只是“西安事变”前张学良说话颇有些异常。有一天，张学良接见从北京来的教授，好像其中有顾颉刚，张学良入客厅后和教授们攀谈甚欢，话语激进，居然大谈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说得头头是道，并表示不日东北军就要和日军决一死战。几位教授本来是来劝说张学良进步抗日的，这时反而劝他不要着急，注意集中力量，谋定而后动。有位教授说：“我们要胜利的英雄张副司令，不要失败的英雄张副司令。”
这天下午，张学良又见几位法国客人，一边放留声机，一边在沙发上用英语和这些人交谈。张学良的英语水平不错，可以直接和外国人交谈，不需要翻译。到了晚上，张学良送走外国人，和军官训练团的一些高级将领谈话吃饭，席间又满口东北土话，一副老帅的粗犷形象。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老帅时代的一些部队主官，张学良正在重整东北军，提拔少壮军官，这些老人渐渐失势，都有怨言。而张学良基本能够笼络住他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离开东北军，新旧将领之间的矛盾才激化起来，发生了“二·二”事件。
晚上返回，张学良笑对侍从说：“今天太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看来，张学良并不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的公子哥儿。
皇姑屯
“皇姑屯事件”是日军炸死张作霖的行动，有些报道称张作霖被救出以后不久死亡，之前说过“自己的两条腿都没了，不成了”一类的话，而他关于东北局面，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言，则若明若暗。
按照张作霖医官温守善(“皇姑屯事件”后，温守善抱着张作霖坐车回府)的话，张作霖的交代是比较清晰的，他判断除了日本人，别人炸不了他。他嘱咐的话是：让小六子(即张学良)回来，不要让他坐火车回来，让他把东北军都带回来，打……
温守善说张作霖说完“打”就昏迷过去，到帅府再醒来，即自知不豫了。
张学良回沈阳时，为了避免被日军再次炸掉，他是混在士兵中悄悄出关的。那一次张学良为了和士兵形象接近，剃光头穿士兵服装，可能也是他一生唯一一次剃光头。
张学良回到沈阳的时候，张作霖还没有入殓，张学良是看过他父亲遗容的，但他当时只是叹口气，没有落泪，侍从觉得有些奇怪，现在想来是因为当时周围险象环生，日军随时可能动手，张学良还顾不上儿女私情吧。
有些文章认为张作霖出关非常隐秘，被日军炸死说明日军的情报工作深入缜密云云。
其实从上述内容，便可以看出张氏东北军集团对于保密工作重视不够。东北军上下颇有旧绿林义气遗风，戴笠也曾表示对东北军的地下工作最好做(反过来，阎锡山最滑头)。张作霖出关这事也是一样，他走之前，永定门火车站堆满张作霖的家具细软，已经很清楚地暴露了即将出关的企图。事实上张作霖刚一出京，上海的报纸就登出了消息，可见其保密性之差。记者都能够知道的消息，日本方面稍加留心自然也不难入手，这倒不是日本的特工有多高明了。
摘自《那些中国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