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父子仨“叛逆”

    在中共党史土，陈独秀父子仨别具一格，他们之间父子感情淡薄，却为同样的革命事业奋斗，显赫一时

    1927年春，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在这一年举行的中共五大上，父子三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在中国历史上，陈氏家族是“孝义相从”的世家。谁曾想，到了20世纪初，这个历代朝廷最听话的陈家，竟然出了一父二子三个“叛逆”——父亲陈独秀发起、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并连任五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而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年纪轻轻，也先后成为中共早期举足轻重的领导人。

    遗憾的是，陈氏父子在革命事业上的辉煌并不长久，在一年之后的中共六大上，父子三人的名字同时消失，只不过，消失的方式不太一样：陈独秀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最后，被开除了党籍；而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两人，则在一年之内先后被捕，很快就被杀害了。

    缺少父爱的儿子

    陈独秀的亲情观念非常淡薄，算不上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因此，用漠不关心来形容他与孩子的关系，并不为过。当然，这也不能全怪陈独秀，因为他也是在缺少父爱的环境中长大的。

    陈独秀很小就没了父亲，过继给叔父后，又赶上叔父常年在外做官，无法给予他缺失的父爱。陈独秀“慈父”的角色是由爷爷扮演的，由于一生抑郁不得志，爷爷陈章旭的脾气很差，在家是一言九鼎，绝对的家长制作风。这一点又对陈独秀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陈独秀后来参加革命，建立共产党，遇到问题动不动就拍桌子，发脾气，恐怕多半是继承了爷爷的遗风。

    考取秀才后，陈独秀赋闲在家，娶妻生子，所有家用都靠叔父提供。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那年，陈独秀与高晓岚有了第一个儿子陈延年。正好这一年，叔父回家省亲，临走时，顺便把陈独秀带到东北，想让他见见世面。从这之后，陈独秀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基本上每次回家，儿子不认识爸爸，爸爸也认不出儿子。

    陈独秀每次回家的意义并不在于享受天伦之乐，而是与新朋旧友谈天说地。对于家庭来说，除了每次回家增添一个孩子外，陈独秀并没有尽到任何责任。孩子们想要和他亲近，但他总是忙于和朋友高谈阔论，看到孩子在边上，他还要把孩子支开，时间长了，连妻子也经常向婆婆埋怨：“没有见过这样的老子。”事实上，父亲在不在家，对孩子来说并无两样，因为他们从小就习惯了没有父亲在身边的生活，而父亲的回家离家，对他们每天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除了不管不问，陈独秀对孩子造成的另一伤害，就是抛妻弃子，与小姨子高君曼私奔。

    丈夫和妹妹私奔，对高晓岚伤害很深，对孩子的伤害也很深。而且，他们婚姻的破裂，也直接影响了儿子陈延年对婚姻的看法，他长大后就只埋头于工作，不愿谈恋爱，也不愿结婚。

    有骨气的弟兄俩

    1915年初夏，陈独秀带着高君曼和一儿一女来到上海，创办《新青年》，生活终于安定下来。陈独秀虽然做父亲不够称职，但是对于孩子，内心总会有愧。有一天，陈独秀对高君曼说：“我想写一封信，叫延年、乔年到上海来，找点事情做做，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当时陈延年十七八岁，陈乔年十三四岁，陈独秀觉得是时候让他们出来闯闯了。

    陈延年和陈乔年初到上海时，和父亲一家住在一起，但是很快，两人就搬出来住了。儿子搬出去半工半读，陈独秀并不阻拦。他对好友汪孟邹说：“他们到外面住，不是坏事。我向来主张靠自己力量创造前途。”但是，高君曼怕外面说闲话，想让兄弟两人继续住在家里，结果老的不同意，小的不愿意。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在蔡元培的亲自邀请下，打算离开上海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这意味着，陈独秀要再次丢下延年兄弟俩。高君曼有些不忍心：“孩子在外面怪可怜的，我们走了，他们怎么办啊?”陈独秀说：“不要紧。他们在外面自己做工，没有我，不也生活得很好吗？这个社会恶浊得很，不能依靠老子。”

    然而，高君曼的不忍心多多少少影响了陈独秀。去北京之前，他特意关照汪孟邹，每月从《新青年》发行费中拿出10元补贴兄弟俩。这样，汪孟邹每月按时给延年和乔年每人5元。

    陈独秀对两个儿子的生活关心不多，但很想在思想上对他们产生影响。事实上，陈延年和陈乔年一开始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想，追随的是吴稚晖，与父亲提倡和宣传的新文化相去甚远。遇到困难，他们也不会想到去找父亲解决。当年，兄弟俩筹划着赴法勤工俭学，但是没有保证金，他们找到吴稚晖帮忙。吴稚晖不仅提供了保证金，还帮助他们解决船票。同时，他设法让这兄弟俩“以党人资格漫游世界”，这意味着陈延年和陈乔年可以获得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到法国直接读书，无须边做工边读书。

    陈延年兄弟准备赴法之时，正赶上父亲因为在北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入狱。潘赞化曾在街上遇到陈延年，两人说起了陈独秀被捕一事。潘赞化问陈延年：“假如同仁救援无效，你会怎么想?”言外之意，陈独秀的脑袋可能随时不保。陈延年的回答让潘赞化非常震惊，他说：“中国失去一个有学识的人嘛当然可惜。”说这番话的时候，陈延年神情非常淡漠，好像谈论的并不是自己的父亲，而是一个跟自己毫无瓜葛的人。

    中共的“三驾马车”

    陈延年兄弟赴法的时候，陈独秀是国内很多青年热捧的偶像，但是对于父亲相信的马克思主义那一套，陈延年和陈乔年不以为然。 

    当年，陈公培到法国时，陈独秀曾经托他给两个儿子带一封信，劝他们放弃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结果，陈延年看完信后对陈公培说：“独秀这个人，你别理他。”陈公培听后大吃一惊，他没想到在国内振臂一呼、地动山摇的陈独秀，他的儿子却直呼其名，而且言谈之间流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虽然后来陈延年兄弟最终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但是这些都跟父亲无关，而是因为兄弟俩在现实中看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弊端。后来，在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积极争取下，兄弟俩才从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在法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陈延年和陈乔年革命道路的转变，让吴稚晖耿耿于怀。两人后来被捕时，吴稚晖之所以落井下石、打击报复，就是此时结下的怨恨。

    陈延年离开法国后，留学苏联，学成之后回国，与少共其他领导人一起到中央机关向陈独秀汇报，等待组织分配。

    几年不见，没有父子相逢的喜悦，只有同志间的公事公办。对于这对特殊的父子来说，这样的相处可能让双方更舒服一些。

    陈延年被派往广州，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后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父子见面，陈延年永远直呼父亲的名字，两人谈话的内容，没有家长里短，没有嘘寒问暖，永远都是工作，好像除此之外，双方没有任何话题可以交流。

    陈乔年的革命道路基本上是沿着哥哥的脚印走下来的。离开法国后，他先留学苏联，之后回国，被父亲派往北京，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不久改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这样，兄弟两人一南一北，父亲在上海居中，为共同的革命事业忙碌。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被敌人残忍杀害，牺牲时年仅29岁。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枫林桥畔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6岁。

    摘自《陈独秀父子仨》 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