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成平民百姓后的陈永贵

    我最后一次拜访陈永贵，是在1984年的初冬，11月下旬的一天。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是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一个平民百姓了。他住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公寓楼房里。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8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给“农业学大寨”作了最后的总结。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10多年的运动，就此终止。

    1980年8月30日，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选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这时，他在党中央、国务院，就再没有任何职务了。党中央对他的生活待遇作了合情合理的安排。胡耀邦亲自发话，说陈永贵年纪不小了，就不让他回山西老家去了，就留在北京住下来，按行政13级（当时的高级干部最低一级）发给工资，保留汽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都继续留下为他服务。陈永贵本人落户北京，并把他的夫人及未成年的幼子陈明亮的户口转来北京。

    陈永贵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却直到这时，他和家人才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成了北京市市民。这位操劳了大半生的人，在京城开始了晚年的闲居生活。

    私事一律不准用公车

    那天清早，按照约定的时间，我进了他的家门。陈永贵正蹲在沙发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喝昔阳人爱吃的小米加面条煮的糊糊，老伴正在厨房里忙着，小儿子已经出去上学了。

    他看了看我，似乎有点动情，连声说：“谢谢！”说着，他站了起来，拉起我说：“走，咱下乡看看去！现在我只有这么个工作了——东郊农场的顾问，一星期去一回。今天那儿正好有点工作，咱们一块去。你也看看咱那农场。”他又回头喊道：“汤师傅，咱们走呀！”

    汤师傅名叫汤占兴，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来为老陈开车的汽车司机。过去陈永贵当副总理时是他开车，那时开的是“大红旗”；现在仍然是他开车，开的是一辆苏联产的“伏尔加”。

    我们就坐上汤占兴师傅开的伏尔加轿车奔向东郊农场。一路上汤师傅对我讲了许多“永贵大叔”下台后的故事。

    汤占兴说，老陈对自己要求严，就说这部车吧，除了他上农场办公事，私事一律不许用，老伴、儿子都不许用这车。平时，老陈自己也很少用车，常是一个人去挤公共汽车，更喜欢乘地铁。

    有一次，陈永贵提上篮子上一家国有菜场去买菜，售货员抬头一看，不禁喊了声“是永贵大叔！”忙跑进店里找出经理来。那位经理一看，果真是陈永贵，就拉上他进店里坐坐。陈永贵也乐意跟老百姓聊聊，就随他进了店里坐下来，喝茶闲聊。售货员从后院里捡出一篮子新鲜的蔬菜送上来，经理说：“这算我们店送给您老的，分文不收。”陈永贵说：“给了好菜，再不给钱，可就太特殊化了！”他忙撂下钱，转身就走。经理和售货员送到门外，喊着：“往后多来！”可陈永贵再也不敢进那家菜店。他说：“卖菜的是好人啊！可太客气了。咱不能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哩！”

    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

    我们到了东郊农场，人还没有下车，人们就迎上来，是冲着老陈来的。年纪大点的喊声“陈大哥”，年轻的喊“永贵大叔”！有的人问他身体可好？还有人问他请他办的某件事办成没有？还有人喊他，“今儿晌午上我家喝一盅去！”陈永贵一一作答，高喉咙大嗓门地喊着，笑着，看起来，他跟农场的人相处得不错。

    这次见了他之后，我便很想问问他怎样看待当前农村形势，了解他对“包产到户”的真实想法，但又因为我了解他70年代末时的态度，怕提起这些事又触到他的心病，破坏了他的好心情，所以一直没好开口。可是饭后散步时，他却拉住我，主动说了起来。他问我：“听人家说我的坏话没有？有人说我反对农村改革，反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我为啥反对哩？有人说是因为陈永贵丢了官位，心怀不满哩！说我还想掌着领导全国农业的大权哩！哎呀！这些人真不知道我的心嘛！你知道的，就凭我这么个人，大字不识几个，能当好副总理？能管得了全国的农业？能担得起那么重的担子？那些年，也愁死我哩！咱不会别的，就会个大寨的那些干法，干部带头苦干！全国学大寨那些年，我带着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的那些干部、社员也都像大寨、昔阳的干部、社员一样，累死了，苦死了！我还到处批斗人家，批斗来批斗去，全国的农业还是上不去！我们这些人自己也苦死啦，累死啦，啥办法都使啦，十八般武艺都使上了，就是没办法把农业闹上去！可你看现在，不搞运动啦，不批啦，不斗啦，可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市场上吃的用的，啥也有了！我这个人最认实。我咋不服气哩？我现在高兴着哩！”

    痛恨不正之风

    家乡人也有托陈永贵走后门办事的，能办的他尽量帮忙。有一次，一位昔阳铁厂熟人求他给铁路方面的人说句话，要几节火车皮。陈永贵拨了一个电话，果然就要到了。老乡高高兴兴去办了手续，回来告诉陈永贵，说事办成了，挺顺当的，只要了二百块钱。

    “二百块钱？”陈永贵问，“什么二百块钱？”

    “好处费呀！”老乡看着陈永贵那一脸的疑惑说：“这挺便宜哩！没有你的面子，按现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

    “他收你这钱，怎么开发票？”陈永贵问。

    “开甚发票哩！”老乡笑他少见多怪，说：“咱主动往人家兜里装呢，还要啥发票哩？”

    陈永贵一听，脸色立时变了，喊道：“不行！他这是肥了私人。用公家的车皮，肥了他自己，这事咱不能给他干！”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人，车皮不要了。那位老乡急得直跺脚，求老陈别打电话，别退车皮，可陈永贵理也不理。把车皮退了之后，陈永贵仍然十分生气：“你们这事我不能给办。损了国家，肥了个人的事，我不干！”

    大概就是这些事，使陈永贵了解了如今老百姓的难处，了解到有些部门和国家干部以权谋私。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医院去世。听到这消息，我的心上涌起一阵悲凉！一年多前，他身体还那么健康，精神还那么健旺，怎么一下子就病倒了？我更后悔没有再去看看他……

    摘自《老人报》2009.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