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市场经济守望者

    只要是他认定的事，就一定要讲出来，也不管人家喜不喜欢听。

    79岁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性格有点儿“迂”。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每年春节一过，开“两会”的时候，家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

    女儿提醒他“祸从口出”，但他不以为意。

    就像他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使命感和危机感让他不能放松，犹如舞者脱不下来的那双红舞鞋。

    “市场”信徒

    马不停蹄地批判

    “吴敬琏，一位老学者，多年举着市场经济理论的大旗，从来没有手酸过。”

    2000年，因为支持财经杂志揭批“基金黑幕”，抨击股市泡沫，吴敬琏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一时间声名大噪。

    这似乎是他从经济学家转向公共知识分子的开始，从此他更多地进入了公众视野。

    事实上，这不过是吴敬琏一以贯之的性格和观点，早在1990年，吴敬琏就有“吴市场”之称。

    在那年的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上，吴敬琏支持“市场取向派”经济学家薛暮桥，与另外几位主张“计划取向”的经济学家，发生激烈争论。

    吴敬琏引经据典，为市场经济辩护，因此被一些人叫做“吴市场”，在经济学界引起争议。在当时，这并不是一种完全的褒奖。

    此后多年，他的研究范畴和理论框架，从来没有脱离“市场化”的核心。而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逐渐验证了他理论的正确。

    2004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保守派”观点认为，这些现象都是改革的结果，对改革提出了质疑和反思。而吴敬琏则坚持认为，出现问题的原因正在于某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改革应该继续进行下去。

    对改革出现的问题，他不停地进行批评和反思，对于中国股市，他认为一开始定位就错了：股市主要问题是“政策市和寻租市”。“救市”的正确办法就是医治这一顽症，而不是干预……

    “牛棚”良遇

    受经济泰斗衣钵

    吴敬琏的秉性似乎与某种家族传承有关。

    他的母亲是大名鼎鼎的“新闻女侠”邓季惺。邓季惺和他的生父吴竹似以及继父陈铭德，一起创办了《新民报》。

    吴敬琏的身上，有着邓季惺的直率、执著。而他宽宽的额头和厚厚的上嘴唇，又依稀可见吴竹似的影子。

    20世纪70年代，这个长相清秀、个性坚毅的江南人，又接连得到中国最重要的三位经济思想家的垂青，他们都把最后的衣钵传给了他。

    吴敬琏对市场理论的坚持，来源于顾准的启发。

    1974年，下放到干校的吴敬琏在“牛棚”里结识顾准。两人亦师亦友。顾准对他说，只有先系统学习世界文化和历史，才能够反过头来弄清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那段时期，两人一同畅谈自由市场经济。顾准对吴敬琏说，中国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

    1974年10月，顾准得悉自己得了癌症，他临终前最后长谈的人是吴敬琏，他最后嘱咐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

    顾准去世，吴敬琏手扶灵车将他推进阴冷的太平间。

    很多年后，吴敬琏回忆说，“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但是，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女儿吴晓莲说，那次她看到，不善表露情感的父亲，眼中泛着泪光。

    那天晚上回家后，吴敬琏大哭了一场。

    顾准之外，另一位经济学家孙冶方，晚年最重要的研究伙伴之一也是吴敬琏。

    而蒋一苇，则让吴敬琏接替他出任《改革》杂志主编，并在临终遗言中，把有关遗稿交给吴敬琏处理。

    好友叮嘱

    “管好那张嘴”

    1983年，吴敬琏赴美做访问学者后，妻子周南前去探望。临行前，吴的好朋友叮嘱周南，要她告诉吴敬琏“管好他那张嘴”。

    吴敬琏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要职能是给决策者提供咨询意见。他要经常与决策者们见面，在他们面前说话，也可能在他们面前与持不同意见者争论。

    有时持不同意见者，就是决策者本人。

    直言不讳，吴敬琏得罪了不少人。“你说他好，他敏锐，对问题一眼看到底，而且表达得很直率；你说他不好，他尖刻、伤人。”

    吴敬琏相交50多年的好朋友、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范章认为，吴敬琏这人不适于浅交，而适于深交。

    吴家的长女、心理学家吴晓莲常常分析父亲的心理。她认为，吴敬琏“学而优”却“不谋仕”的动机，主要有两个：一是知识分子的清高；二是知难而退。

    这个难就难在，他不懂得“委曲求全”。他既不唯上，也不唯书，更不媚俗，始终以一个学者的良知站在经济改革的前沿。他说：“社会良知，是我作为经济学人的立身之本。”

    赤子之心

    有一个梦想

    吴敬琏有几种不同的名片，但最经常递给别人的是印着教授身份的一张。虽然有很多头衔，但最让他感到自在的，还是教授这个身份。

    课堂上的吴敬琏头发花白，但背挺得很直，看起来，与其他循循善诱的老教授并无太大区别，还要更和蔼一些。

    他戴着一个耳麦，讲话声音不大，但教室里听得非常清楚，语速很慢，语调亲切，遇到有学生提问，他都会停下来细细回答。

    吴敬琏不认为自己做出了多大贡献，他更多地将之归结为是机遇。他只是需要表达。至于他的建议能否被采纳，那是另外一回事。

    吴晓莲说，吴敬琏极端“入世”已经构成了“出世”，这使他更接近纯粹。

    这种纯粹，也使他对于压力有了更强的承受能力，社会舆论对他的误解和争议，很多时候他不以为意。

    “一代人或许真有一代人的使命，其血脉传承，曲折微妙，却从不改倔强的本色，”财经作家吴晓波说，中国之未来，不在于有多少机器，多少黄金，多少高楼，在于每一代有怎样的人。100多年来，那条追求自由的血脉还在热烈地奔流。

    吴敬琏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在退休后，拥有自己的木工车间，边听着莫扎特的音乐，边做着木制家具。他的木工做得相当好，当年从干校回京，他带了一套硬木长、中、短刨子，那是他在干校亲手制作的。

    摘自《新京报》200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