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劳改队见到的潘汉年

    “相信人民”

    潘汉年同志被囚禁的最后几年里，我有幸(其实应该说是不幸)能见到他。那时我已经是“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的“老犯人”了。

    在1974年底或1975年初，管绘图室的劳改队干部忽然交下一项任务，要在关押反革命犯的二队和关押女犯的一队的监房旁边各盖一栋小平房，叫绘图室赶快画施工图、编制预算。这两栋小房是干什么用的？盖起来以后让谁来住？干部照例不说，犯人和就业人员也照例不问。

    大约在1975年夏天，有个泥木队的犯人告诉我一个“新闻”：小平房里“住”进了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看样子是犯了错误的大干部，他们有不少的书，有钱买鱼和蛋吃，抽的又是好香烟。有两个去给小平房修阴沟的犯人，还从老头儿手里弄到了一包“牡丹牌”。这一“好运”马上成为新闻，传遍了机械厂的监房，但随即也就产生了后果：“非奉命令，不准接近本队以外的犯人，尤其是特殊犯人。”这证实了我的判断：来者是被当作犯人的特殊人物，但是我仍然没有想到，他就是二十年代的诗人和战士、党在香港和上海的地下工作的负责人、在陈毅市长之下实际主持上海全面工作的老干部潘汉年同志。

    就在“新闻”发生后不久，1975年八九月间的某一天，我们收工整队回监房，经过场部商店门口时，走在我旁边的一个犯人轻轻对我说：“快看！快看！站在商店门口的老头就是那个特殊犯人。”我一眼望去，是一个身材矮小、面容清癯、头发白多于黑而且非常稀朗、穿着一件旧灰色派力司干部服的老头，手里提着一只小竹篮子。再一看他的面貌，似乎像一个什么人，可是又全然不能记起。

    那时正在“批林批孔”。有个“造反派”工人当了我们的队长。这是个性子直爽的北方人，凭良心说对我并不坏，只是常常“说话走火”：“潘汉年就养在我们洣江茶场，中央交的任务。这是不能让你们知道、议论的事情。你表现还不错，图纸画得很好嘛。告诉你，让你相信党的政策。潘汉年还不杀，你就更不得杀了，是吗？”

    虽然“造反队长”嘱咐我“不要说”，我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另外几个知道潘汉年这个名字的犯人。渐渐地，所有的犯人都知道了，住在小平房里的是保险“不杀”的原上海市第一副市长。

    1975年和1976年冬季以前，潘汉年同志的身体还比较好。他曾经多次到机械厂的木工间来买引火柴。自己到值班室交钱，到木工间捡柴，过了秤，放在篮子里自己提回去。好几回，我在值班室前和木工间遇到他。他那清癯的脸上总是那样安详、恬静，有时候在我看来还略带矜持、严肃。

    有一次，木工间没有小木块了，只剩下一些大块头。潘汉年同志将大块头往篮子里装时，篮子倾倒了。恰巧我在一旁看到，赶紧走近去帮助他扶住篮子。他对我说道：“谢谢！”声音很小，但是清晰、凝重，完全不像在劳改队里听惯了的声音。

    “潘老！”当两个人同时弯着腰侍弄篮子时，我轻轻地喊了他一声。

    潘汉年同志没有回答。他只把脸孔正对着我，注视了片刻。脸上的表情仍然安详、恬静，但是也含有几分疑惑，因为我是个陌生人，又是湖南口音。

    “我也是干部。读过你的作品。1957年的右派。攻击‘文化大革命’，判了十年。”我急急忙忙地、低声地向他吐出这一串不连贯的字句。我不知道为什么，甚至事先连想都没有想到，会在有机会碰到他时，对他讲这些话。在关押五六年，被迫和同志、亲人、朋友隔绝五六年，在整天是“请示汇报”、“交心交罪”、“坦白检举”的气氛中，恐怕是遇到任何一个自己认为是可以信赖的人，都会这样迫不及待希望向他多少讲几句人话，甚至是一句半句也好的吧！

    他脸上的疑惑消失了，恢复了安详，用同样轻轻的声音说了一句：“相信人民。”

    “你还年轻”

    这样又过了好几个月。有一次，我奉命去场内邮电所取犯人订阅的杂志，单独行动，在邮电所前又碰到了潘汉年同志。

    他显然已经认识了我。

    “您好！”我四顾无人，又忍不住向他说了起来：“您难道会永远在这里关下去？我是想不通的，我要申诉。申诉有没有用我不管，总要把我的道理讲出来。”事实上，我已经在写申诉了，一年一篇。

    潘汉年同志仍然没有作声。他凝望了我一眼，似乎轻轻地摇了摇头，不知是示意我在这种环境下最好少冒风险呢，还是对我所讲的情况表示迷惘和惋惜，然后就提着篮子(篮子里放着报纸)走过去了，只轻轻地说了一句：“你还年轻。”

    1976年10月，黑夜终于开始破晓。关于潘汉年同志的情况，我又陆续地听到了许多。

    潘汉年同志是1975年7月从北京某个关押“特殊犯人”的单位送到洣江茶场的。董慧同志比他早两月到来。他们原来并没有关在一块。听说，这对老夫妻在见面的时候，都流了泪。

    他们夫妇俩同住在由浴室改成的小平房里，被允许在茶场范围内“自由活动”。在初来的头一年里，潘汉年同志总是每天五点多钟起床打太极拳，接着就打扫屋子周围的卫生。到六队买柴木，到邮电所取报纸，都是这一年里的事情。可是，湖南这块“卑湿”之地，对老人的健康太不适宜了。尽管他恬静、安详，尽管他天天打太极拳，尽管他已经等到了“四人帮”的完蛋，到1976年冬天，潘汉年同志就开始生病，出来行动的时候也少了。

    1976年底或1977年初的一个大晴天，我被叫到场部去“搞宣传”，有意从潘汉年同志居住的平房前经过，看见潘汉年同志穿着棉衣，戴着冬帽，坐在屋外晒太阳。他的面孔向着一大片菜园，我只看到他的背部。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1977年2月，听说潘汉年同志病重，在场部医院治疗。3月间，又听说“上级”叫把潘汉年同志送到长沙去抢救。接着就听到了他的死讯。据说，他的病是肝癌，送到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去时，用的名字是化名。

    潘汉年同志死后，董慧同志也因高血压住进了场部医院。我是在原判刑期还差一年的1979年3月16日离开“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的。董慧同志在我离开之前十来天死于茶场医院，病名是高血压。据说在死前，她向党提出了恢复党籍(她只被“停止党籍”)的要求，当时当然没有结果。不过，茶场总算给她开了一个追悼会，花圈的上款写的是“董慧女士”……　　 

    摘自《历史风波中的文人们》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