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学术经历，真正值得回望的，并不是完成了多少实验、发表了多少论文，而是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你突然发现，自己看待问题的方式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我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的经历，就像是一段慢慢发酵的故事。它没有戏剧性的开场，也没有某一个明确的“转折点”。更多时候，是在一次次讨论、一次次追问、一次次被要求重新思考的过程中，我逐渐养成了一种新的科研习惯。

　　而这段经历中，对我影响最深的人之一，是我的导师埃尔温·亚当斯教授。

　　导师改变了我思考问题的方式

　　一开始的互动，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冷”。

　　我带着一套相对完整的研究思路去找导师，他没有立刻肯定，而是连续提出几个问题，把我原本以为很稳固的逻辑一点点拆开。他不会直接说“这不行”，但会问：“你这个假设，是基于什么？”“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解释？”那种感觉，就像我刚搭好的结构，被他轻轻一推，才发现底部其实还不够牢。

　　有一次讨论实验设计，我本来已经按照常规方法写好了流程，导师却盯着其中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步骤问了很久。我一开始觉得，这不是标准操作吗？但他没有否定，只是让我去查文献、比较不同方法的差异。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那个步骤，正是一个关键点。那一刻，我大概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他不是在挑刺，而是在培养我的“科研敏感度”。

　　后来我逐渐适应了导师的沟通方式：他不会给你答案，但会把问题推到你不得不正面回应的地步；他不会频繁表扬，但一旦认可，就说明你真的做对了；他也很少干预细节，但当他介入时，往往正好是关键点。

　　也许我们之间没有那种特别热络的师生关系，但正是这种略带距离的互动，让我在科研上迅速变得更独立、更严谨。这段关系的意义，可能不在于“他教了我什么具体知识”，而在于他改变了我思考问题的方式——从“完成任务”，变成“追问本质”；从“相信经验”，变成“验证假设”；从“得到结果”走向“解释结果”。

　　两次与导师同行的中国之旅

　　如果说科研训练让我重新认识了“如何做研究”，那么中比学术合作则让我进一步理解了科研为什么需要合作。

　　亚当斯教授不仅是一位长期从事药物分析研究的学者，也一直积极推动与中国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

　　2023年，导师与浙江高校及企业建立联系，并围绕中药分析等方向推进合作，成立中比相关联合实验室。这一合作也得到了当时中国驻比利时大使的支持。随后，导师访问浙江合作高校与企业，与中方科研人员围绕科研平台建设、技术交流和未来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对于一名学生而言，能够参与这样的交流，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经历。因为在实验室里，科研往往被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一个峰、一组数据、一种方法、一次实验。但当你走出实验室，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高校和不同产业背景的人进行交流时，会突然发现，科研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

　　一个分析方法，可能对应一个产业需求；一个科研项目，可能连接不同国家的研究团队；一个学生培养计划，也可能成为未来长期合作的起点。科研的边界因此变得更加开放。

　　时隔两年，导师再次前往中国，与广州高校围绕学生培养、科研项目合作等方面进行交流。这一次的交流，对我而言有着不同的意义。

　　如果说第一次中国之行更多让我看到的是中比科研之间的合作可能，那么第二次交流则让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真正能够让合作持续下去的，不只是项目和协议，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

　　双方围绕学生联合培养、科研合作以及实验室之间的交流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进一步推动了联合培养学生进入实验室学习和开展研究。

　　对于学生而言，联合培养并不仅仅意味着“去另一个国家学习一段时间”。它意味着要重新适应一种科研文化、一种沟通方式、一套实验体系，甚至重新认识自己，也意味着要学会如何表达一个科研问题，如何与导师相处，如何解释自己的实验结果，也需要学会在不同观点之间寻找真正具有科学依据的答案。而这些能力，往往不是通过一本教材或者一门课程就能够获得的。

　　两次与导师同行的中国之旅，也让我开始更加具体地理解中外科研文化之间的差异。但差异并不意味着优劣之分，不同科研文化之间的碰撞，恰恰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自身原本容易忽略的地方。这也是我在这段经历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认识：国际合作的意义，不只是让科研人员“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让不同的思想真正走到一起。

　　从“等待答案的人”变成“主动提出问题的人”

　　如果把这段经历画成一条线，它并不是一条平顺的直线，更像是一条缓慢但坚定的曲线。最开始，是陌生；然后，是不适应；接下来，是不断被追问、被质疑、被要求重新思考；再后来，是逐渐理解这种追问背后的逻辑；最后，在某个时刻，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开始主动提出那些过去需要导师提醒的问题。我开始意识到，这或许才是导师真正意义上的“教”。

　　好的导师，并不是永远替学生指出方向，而是让学生具备自己寻找方向的能力。好的科研训练，也不是让学生记住更多标准答案，而是让学生面对未知问题时，仍然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对我而言，导师带来的最大改变，也许正是这一点。他让我逐渐从“等待答案的人”，变成“主动提出问题的人”。

　　今天回望这段经历，我越来越觉得，它并不仅仅属于我和导师两个人。它背后还有鲁汶大学与中国高校之间持续推进的学术交流，有中比科研人员之间一次次面对面的讨论，也有越来越多年轻学生通过联合培养走进国际科研平台。

　　科研合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发表论文、申请项目或者建设实验室，更在于通过长期交流培养真正理解彼此的年轻科研人才。对于学生而言，国际合作意味着更大的视野，它让我们看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科研道路没有唯一答案，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思考方式，都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工具。

　　或许多年以后，当再次回忆这段在鲁汶大学的经历时，我真正记住的，未必是哪一篇论文发表了。我更可能记得的是那些看似简单的问题：“依据是什么？”“还有没有另外一种解释？”这些问题看起来很普通，却在一次次重复之后，慢慢改变了我看待科研、看待合作，也看待自己的方式。

　　成长，有时候并不是突然学会了什么，而是在一次次追问中，慢慢学会了如何思考。而这，或许就是导师给予学生最珍贵的东西。

　　（作者系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