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1934年10月中旬，一支8.6万人的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赣南出发，开启漫漫征程——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

　　一个月后，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第二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11月，红二、红六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撤离湘西，先后开始战略转移。

　　历尽漫长而艰难的跋涉，九死一生的各路红军，最终汇集在黄土高原。

　　这，就是震古烁今的万里长征。

　　很久以后，当人类社会回望20世纪的文明进程，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远征”之名，镌刻进《人类1000年》大事记。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追击堵截中，在饥饿、寒冷、伤病的重重绞杀下，中国工农红军不仅靠着“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敢”突破绝境，更与沿途的草木产生了紧密的关联。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中革军委已对物资补给作出周密部署，命令各军团配齐人员与武器弹药，要求每人携带四天的粮食，每个伙食单位按每人一斤油、一斤盐准备——这是一份务实的安排。出发时，谁都未曾想到，这次远征将同草木结缘。在未知的征途上，野菜、野果、野草、草根、树皮将成为粮食的重要补充。同年10月22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筹粮、捐款暂行细则规定的通知》，明确没收地主反动分子财物，动员富农及城市商人捐款，不许丝毫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这份通知，是纪律的严明和对群众粮食的珍视，也让草木的“补给角色”愈发凸显。

　　从赣南苏区的野菜储备到松潘草地的毒草辨识，从黔北山林的草药疗伤到陕北高原的谷禾扎根，植物以最朴素的姿态，融入红军的行军与生存。

　　这些植物中，野豌豆、火棘、黄花草、猪毛菜、茅草根等，以含有淀粉、糖分或蛋白质为核心特性，耐贫瘠、生长范围广，在粮食断绝的关键时刻，成为维系红军生命的“绿色主食”；野芹菜、野韭菜、大黄叶等，或具酸味、或具辛香，能缓解长期缺盐导致的厌食、乏力与浮肿，改善单调的野菜伙食；车前草、野茼蒿、雷公屎、马齿苋、刺儿菜等，兼具营养补充与药用功效，在缺医少药的征途中，成为红军的“天然药箱”；还有芦苇丛这类具有独特生态特性的植物，是行军中的“天然助手”——芦苇丛生的地方往往是相对坚实的草甸边缘，成为红军辨别道路的标志。

　　长征的绝处逢生，离不开这些绿色生命的馈赠。当中央红军带着四天粮食出发，当红二十五军的米袋装着生米与熟食，当红四方面军自制干粮西行，当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通电要求节省粮食，这些植物的存在，让红军在绝境中能够保持基本的体能。

　　特别是当野菜、野果全部耗尽，树皮、根茎等成为绝境中的口粮。榆树皮经过剥皮、浸泡、研磨去涩，混合杂粮食用。但多数树皮纤维粗硬，部分树皮含有毒素，处理不当会致人腹胀中毒。这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取用的生存物资，是长征苦难沉重的见证。

　　这些植物的坚韧、朴素、顽强，与红军的精神品质高度相似——它们耐贫瘠，如同红军耐得住艰苦；它们抗严寒，如同红军顶得住压迫；它们在绝境中生长，如同红军在绝境中奋起。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长征中的植物，正是这一伟大征程中沉默而坚定的见证者、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