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民读书月，我到北京朝阳公园书市。在一家出版社的展位看到一条横幅，上面印着：“并不是每一位父亲都能被写成一本书，但我的农民父亲可以。——李西岳《父子书》”。我顿时产生了兴趣，便给西岳兄发信息，不久就收到了他题签的书。

　　翻开《父子书》（北京燕山出版社），我常在字里行间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同样来自农村，书中的很多事也是我经历过的：堵鸡窝、端尿罐、记工分、当兵、探亲、参加文化补习班、提干、当司务长、父亲来队、当编辑、当作家……不同的是，我在家中排行老二，上面有兄长。

　　作者的家乡在冀中，是敌后抗战的前沿，也是日寇“扫荡”的重点。尤其是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在那场悲壮惨烈的抗日斗争中，大量普通农民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壮烈牺牲。

　　1941年秋，作者的父亲年仅19岁，只身闯入天津。彼时，老家已生灵涂炭。日寇的“扫荡”成了家常便饭，粮食被抢走了，农具也给砸了、烧了，鸡鸭猪狗，都被抓光宰净了。年轻人还要被抓去做劳工。父亲东躲西藏，不得安生。恰逢村里有人从天津带回三爷的一封信，信中说，若在家中待不下去，便来天津投奔。三爷在天津开了笼屉加工厂，可以给父亲找些活儿干。父亲就此离乡。在天津南市那些年，他不仅学会了认字、写信、打算盘，还学会了京剧、评剧、河北梆子。

　　书中对家风传承的记述，令人印象深刻。“奸出人命赌出贼。赌钱，不是条好道儿。”作者说，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幼时，他与小伙伴打扑克牌，散场时一个伙伴恶作剧般地喊道：“还我5毛钱！”正好被父亲撞见。父亲不分青红皂白，对他一顿教训。作者连呼冤枉，却也由此牢记了父亲对赌博的深恶痛绝。

　　书中对父亲手部残疾的描写，细腻而有力，宛如纪录片中的情景再现。父亲有三根手指伸展不开，没事时便自己来回掰动。系扣子时，他先用不太灵便的左手控制住最后一个扣眼，再用右手将扣子小心挤入，接着顺着衣服往上捋，逐一确认，直到系完最后一颗，再抻一抻、拽一拽，确认无误方才起身。动作迟缓，却有章法，井然有序，且绝对拒绝他人帮忙。这种自立的尊严，令人动容。

　　李西岳每出一本书，都要带给父亲。每次回家，父亲总在捧着他的书看，好几本都被翻烂了。父亲渐渐成了作家儿子的第一读者，也是最忠实的粉丝。然而，村里人问他：“你大儿子是干什么的？”他只说：“当兵的。”别人又问：“他现在是作家了，写过《农民父亲》《百草山》。你看过吗？”他便摇摇头。天下的父亲都一样，对孩子的爱与自豪，很少挂在嘴上。

　　父亲去世后，李西岳只带走了父亲翻阅过的那些书。那些书页上，留有父亲的体温与目光，也是他与父亲最后的相守。

　　《父子书》中，打动人的细节比比皆是，就像电视剧中的特写，让人记忆犹新，回味再三。比如作者笔下，父亲跟母亲一样会过日子，一粒花生米掉在地上，也会钻到桌子底下仔细寻找。又如第六章《四世同堂》里，作者不惜重墨描写他孙子乐乐和老爷爷由不敢见面到怯生生，再到亲情慢慢浓厚的情感故事，催人泪下。

　　《父子书》讲述的，不单是作者与父亲的故事。书中的父亲是千万农民的缩影，儿子是无数军人的代表。这样的父子关系，有着普遍性与历史感。李西岳通过叙述两代人之间的深情与牵绊，完成了一位游子的精神寻根，彰显了一位军人的家国情怀。如同用篦子梳理发丝，轻柔而有序，他静心厘清岁月的纹路；又如老人说书，不疾不徐，他将父与子的生命故事、人间与天堂的深情对话，一一道来。

　　这些生动细腻的文字，是儿子献给父亲的至情之作，更是一代中国人写给历史与天地的精神之书。如此一来，以《父子书》命名这些“肺腑之言”，自然再贴切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