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意大利文物保护专家切萨雷·布兰迪到中国访问。当时，距他完成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奠基之作——《修复理论》已有10多年，但他并没预料到《修复理论》在未来带给中国文物保护修复领域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2010年更名为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建立，中意双方开启了文物保护修复领域的合作，与之相伴的是，《修复理论》所倡导的理念逐渐在中国落地。

　　数十年过去，布兰迪提到的修复理念仍然是日前在京召开的“中意文化遗产保护修复国际圆桌会议”与会中意专家的关注热点。

　　

　　从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到中意合作文物保护修复培训项目 

　　说到中意文物保护修复领域的合作，1988年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这一年，意大利文物保护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当时，正在河南洛阳博物馆工作的詹长法在陪同代表团访问参观的过程中，因表现出色，给代表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意大利专家离开后，洛阳博物馆接到通知，要求派一名技术人员参加英语考试，合格后到意大利学习。詹长法顺利通过两场考试后，于1989年赴意大利留学。

　　初到意大利，詹长法参加的是意大利政府针对发展中国家举办的国际研修班，后转至罗马修复中心（今意大利中央文物修复院），选择的是石质文物保护与修复方向。

　　文物保护专家马里奥·米凯利作为当年参观洛阳博物馆的意大利代表团成员之一，不仅和詹长法成了朋友，更共同推动了1995年在西安、2004年和2007年在北京进行的中意合作文物保护修复培训项目。

　　“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开设了为期两年的修复专业培训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具有现代科学背景的年轻修复师。意方为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带来了批判性（可辨识）修复方法学，审慎并循序渐进地将20世纪以来欧洲的修复经验引入并适用到东方情境中。与修复课程同时开设的，还有物理化学诊断方法和考古研究等领域的专业课程。”詹长法回忆道。

　　2004年、2007年开展的中意合作文物保护修复培训项目则是继中意合作成功建设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之后的延续，目标是在全国文物保护和修复领域培训出一批“高质量的专业型技术核心人才”。在实施的两期项目中，先后有近百位中意两国专家参与，培养了127位专业技术人员。通过这两期计划，培训中心建成了陶瓷、金属、石质、纺织、壁画、纸张、物理诊断等文物修复实验室以及修复诊断测试室、技术档案制作编辑室、多功能电化教学室。而且，中意合作项目在实施中对专业技术人员培养的课程构架和培训模式方面开展了有益的探讨，在多学科知识与文物修复实践的结合方面形成了基本稳定的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两期培训学员对布兰迪理论的哲学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于修复的伦理边界、原真性、古锈和缺失等问题的辩论，显示出布兰迪思想并非以教条的方式传入中国，而是激发了讨论。”詹长法说，“实践证明，两期项目取得了丰硕成果，不少学员成长为文物修复界的中流砥柱。”

　　从最小干预到预防性保护

　　日前，来自意大利国家佛罗伦萨硬石工坊、博洛尼亚美术学院、意大利文化部直属中央档案馆与图书病理学研究所等机构的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的邀请下，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博物院等单位的学者、科研骨干齐聚北京，就文化遗产保护全球趋势、修复技术创新等议题，分享前沿成果、交流实践经验、凝聚合作共识。

　　文物保护修复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在选择文物修复材料时，选经过时间验证的传统材料，还是选新材料……“中意文化遗产保护修复国际圆桌会议”上，这些正是与会专家热议的焦点话题。

　　意大利国家佛罗伦萨硬石工坊纸质与皮革质文物修复领域技术负责人、佛罗伦萨艺术与设计学院荣誉院士莱蒂齐亚·蒙塔尔巴诺分享了意大利关于“最小干预”“可识别性修复”和“预防性保护”等核心保护理念的实践案例与创新技术。

　　“文物修复要兼顾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非艺术价值。首先，要理解文物和修复材料的价值属性，这是制定和落实修复方案和系统保护计划的基础。”在莱蒂齐亚·蒙塔尔巴诺看来，第一个原则是可识别性，即修复的部分应当能够与原作明显区分，同时又不干扰文物本身的整体观感；第二个原则是可逆性，修复添加的所有材料在尽量不造成作品损伤的前提下可以无损移除；第三个原则是兼容性，选择的修复材料必须与所修复文物的原始材质具有兼容性；第四个原则是最小干预原则，修复方案和计划必须严格根据每项工程的具体需求量身定制。

　　“如果把文物修复比喻成医学，那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是预防，即对文化遗产所处环境中的所有风险因素进行充分考虑，制定保护计划，这包括对文物状况定期检测，并采取维护其完整性、功能性及身份性的相应措施。”莱蒂齐亚·蒙塔尔巴诺说。

　　意大利文化部直属中央档案馆与图书病理研究所文物修复与保护官马可·迪·贝拉也强调了预防性保护的重要性，“文物修复像医生的工作一样，如果诊断结果不好，就需要对它进行干预。因此，预防性保护非常重要，这样就不会让文物病害到需要修复的地步”。

　　河南博物院文物科技保护部副主任曹晋分享的针对中国书画文物，采用的“最小干预”与“可逆性保护”核心原则、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融合的实操经验，展现了富有中国特色文物修复技艺的传承与创新。

　　这引起了意大利米兰布雷拉美术学院保护修复系主任、国际图书与纸质文物保护修复协会副主席玛丽亚·基亚拉·帕兰德里的兴趣。

　　曹晋进一步解释道，修复原则有四方面，首先是最小干预：指在书画文物修复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根据实际需要控制在最小限度，不应过度修复；其次是最大信息保留：指对能够体现书画文物价值的所有要素进行保留，包括与书画本体相关的制作信息，流传过程中的收藏信息等；第三是安全性：指书画文物具体修复实施与运输交接中，按照相关规范制度确保文物修复环境的安全、修复措施的安全、修复材料的安全以及运输过程的安全；最后是可再处理性：指任何修复所采取的措施应为以后的修复和研究留有余地，为今后弥补、改善甚至替代当今技术的不足提供可能。

　　“书画文物修复档案作为文物价值的载体，也应与实物遗存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需要保留。”曹晋强调。

　　这些讨论映照出中意两国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理念相通、优势互补。正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所言，希望借此机会延续并拓展双方长期交流机制，共同为守护世界文化遗产与文明传承作出贡献。

　　从前沿成果到人才培养

　　意大利博洛尼亚美术学院文物保护修复教授安德烈亚·比安科分享的凝胶清洗、纸张脱酸、纳米材料等新技术在纸质文物与当代艺术品修复中的应用案例，意大利CTS文化遗产保护公司技术与研发部代表贾科莫·皮佐鲁索介绍的纳米材料、环保修复制剂等前沿成果研发与转化路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分享的自主研发的修复材料与数字技术的应用成效……不仅展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修复领域的前沿成果，更为该领域的未来图景增添了独特色彩。

　　毋庸置疑，未来图景的绘制离不开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上，意大利专家介绍的高校—博物馆—实验室三位一体的系统化培养路径，以及专业课程设置与国际资格认证机制的实践值得我们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吕鹏说。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与社区发展教席杜晓帆提出，中国需构建完整文化遗产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

　　“从而可以逐步构建起‘理念—价值—技术—实践’完整的培养体系，既传承中国本土的文物修复传统与保护理念，又吸收国际先进的技术与经验。”杜晓帆说。

　　西北大学萨兰托文化遗产与艺术学院则提供了另一种人才培养模式。据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温睿介绍，该学院由中国西北大学与意大利萨兰托大学合作创办。“具体教学由中意两校共同组织：第一学年开设课程为中方课程，目标是夯实专业和语言基础；第二学年开设引进的意方课程和部分中方课程，循序渐进融入西方保护理念及专业知识；第三学年学生可自愿选择赴萨兰托大学交流学习1年；第四学年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实现所学知识的总结及提升。”温睿说。

　　展望未来，正如中国历史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朱昌荣所言，中意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文化遗产大国，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肩负共同责任。意大利在文物修复理论、技术体系和人才培养方面积淀深厚，中国考古资源丰富、科技应用与制度创新潜力充足，深化合作恰逢其时、前景广阔。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守护传承好这些瑰宝，是两国考古文博界的共同使命。

　　意大利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柯瑞思公使表示，文化遗产保护是中意两国人文合作的核心领域，双方资源互补、经验互通。2024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共和国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2024—2027年）》，已将文化遗产保护列为双方优先合作领域。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将全力支持两国文博机构、科研院所深化务实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