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结核病，许多人认为它已成为过去——不是早就控制住了吗？事实上，这种古老的疾病从未远离我们。我国结核病防治虽成效显著，疫情持续下降，但当前形势依然严峻，防治工作任重道远。作为一名从业30多年的结核科医生，我一直专注于结核病的临床诊治与防控，从未想过自己会与结核病防治历史结缘——直到十余年前。

　　2015年，筹备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成立80周年纪念活动，需要征集历史资料。没想到，这个中华医学会最早成立的分会之一，留存资料却极其有限。要知道，我国结核病防治事业，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才取得今日的成就。如果后人连这条艰辛而光荣的来路都无法追溯，又如何看清前行方向？作为当时的候任主任委员，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收集与结核病相关的史料，为世人还原结核病的历史及其在我国的防治历程。于是，我从自己做起，踏上了史料收集之路。未曾想，这竟成为了我新职业梦想的起点。

　　一切从零开始。查阅档案、拜访前辈、逛旧书市、联系收藏家、探访博物馆……我一次次满怀希望出发，又常带着失望而归，但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让我坚持了下来。利用业余时间，我不断摸索、积累经验，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两年后，我终于积累了一批珍贵的史料，为结核病学分会80周年庆祝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支持，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从此，收集结核病防控史料，从任务变成了我发自内心的热爱。

　　随着收集的史料越来越多，新问题出现了：下一步该怎么办？是只做史料的保管者，还是做得更多？答案显然是后者。近年来，我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尝试——

　　资料展示与科普宣传。2019年10月，结核病史料展首次在山东济南举办，展出近千件珍贵史料，为期一周。这也是全国首次结核病历史资料巡展，引发了广泛关注。尤其令我难忘的是接待70多名小学生的场景——他们踊跃提问，现场气氛格外活跃，真希望这次展览能激发他们对医学和科学的兴趣。此后，我们又先后在北京、苏州、长沙和哈尔滨举办了4次巡展，带动了当地的结核病科普宣传热潮。我还在多所医学院校开展结核病历史讲座，并借助“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等契机，通过电视、网络等平台进行宣传。2020年，我们建立了全国首家线上结核病历史博物馆，希望让这段历史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历史研究与成果整理。随着资料与知识的积累，我逐步开展结核病防治史研究，先后撰写了吴达表、何穆、裘祖源、丁福保等前辈的生平与贡献文章，完成《马玙传记》，并系统梳理了京沪两地百年结核病专业机构的历史演变。目前，已经出版《“画”说结核》《防痨邮票》《百年防痨宣传图集》等科普图书。我的收藏也多次为高校、研究机构和展览项目提供重要史料支持。2025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征集著名传染病专家高守一院士的资料，恰巧我几年前从网上购得200多张高院士的照片，正好派上用场——这让我深切体会到收藏的意义，心中充满成就感与幸福感。

　　国际交流与合作。近年来，我尝试将中国结核病历史研究成果推向国际舞台。2025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举办的全球肺部健康大会上，我们制作的《中国防痨票》宣传册展示了1938至1953年间中国发行的15套防痨票，引起了国际同行的浓厚兴趣。意外的是，我多年来坚持收集史料的故事打动了一些海外友人。一位在加拿大工作的朋友，曾在一次医学交流会上介绍了我的收藏工作，竟引来一位与会者的主动联系。对方表示，自己的外祖父母100多年前曾在四川工作，家里保存着一幅与结核病有关的宣传画，希望捐赠给我。当朋友将这幅1916年的宣传画交到我手中时，我百感交集——它从四川远渡加拿大，漂泊异国百余年，终于重回故土。这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历史的因缘。那一刻，所有收集史料的艰辛、研究的曲折、经费的困难，仿佛都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难以言喻的自豪与感动。

　　我一直认为，能读懂多久的历史，才能看到多远的未来。以史为鉴，能让今天的路走得更有敬畏感。在结核病历史研究的道路上，我已走过十余年时光。这一路虽不乏艰辛，但更多的是收获与光亮。2026年初，我给自己立下一个新目标：建立中国第一家结核病实体博物馆。我相信，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作者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