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王升远的评论集《妥协与对抗：日本知识人的战时与战败》（上海译文出版社）重返历史，着眼于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不彻底反思以及历史叙事被歪曲的政治和思想事实，探究二战以及战后初期日本知识人的个体命运，以知识人为镜反思战争。以知识人为个案探讨反战问题，是因为他们身处思想前沿，又亲历历史，既是战争暴力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是战后反思的道义承担者。他们的沉默与呐喊、妥协与对抗，正构成我们理解战争与和平、责任与良知的重要参照。

　　在探讨日本知识人在战时极端语境下的抉择时，书中所举小说家永井荷风的案例提供了一种参考。在那个“沉默需要付出极大道德勇气”的极端年代，荷风以离群索居及不合作的缄默，践行着与主流相悖的反战立场。与此相似，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老师渡边一夫，亦在大战爆发前夕的爱国狂热里，默默翻译着法国人文主义者的经典作品，在艰难时局中保持精神上的独立。然而，这类保持距离与批判姿态的知识人终归只是少数。与荷风们的抵抗形成对照，更多的知识人在面对生活困顿、举国狂热的现实状况时最终选择了协同。

　　普遍的失责与事后的矫饰，使作者发出警示，必须对“反战（即反对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内涵加以辨析。将一切笼统归于“反战”，往往模糊了判断，甚至可能掩盖历史真相。在这种辨析中，作者也将视角延伸至以“反战”导演著称的战后一代宫崎骏的动画作品，分析其艺术表达所承载的政治关切。如果说《红猪》中的波鲁克以“拒绝战争逻辑”的姿态，宣示了一种反法西斯的个人立场；那么《哈尔的移动城堡》则展现了在战争谎言中，个体为守护人性所作出的选择。由此观之，若仅抽象地谈论“反战”而不辨析“谁”在“为了什么”而去“反对什么”，就难以理性、冷静地审视那段复杂且是非缠绕的历史。这些作品虽出自战后一代，却依旧回应着“为何反战、如何反战”的时代追问，为当代的战争反思提供了具体的经验参照。

　　作者提示我们，真正使“反战”话语具备生命力的并非抽象的口号，而是具体的生命体验。书中引用加藤阳子的反思颇具启发性，当学界热衷于构建“井井有条的反战逻辑”时，却忽视了战时普通人“不惜撒谎来逃避兵役的心情”。其实，正是这些真实的生命体验，才使“反战”具有了温度与力量。作者引述小说家野坂昭如、保阪正康在日记中对人之处境的观照，呼吁知识人应承担起责任：即便不能成为历史的忠实记录者，也可以做一个诚恳的阅读者、敏锐的观察者，带着疑问与良知去发现、倾听并传递那些被主流战争叙事遮蔽的恐惧、挣扎与微小的声音。正是这些“大历史中的小人物”的具体体验，构成了反战思想最坚实的基础。如何从日本知识人的战争体验中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并以有效的记忆传承，参与对当下战争议题的回应，思考极端处境下的道德抉择与责任担当，是本书向读者传递的讯息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