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五月，雨水渐少，天光更长，阳光也开始多了起来。从朋友圈和各种社群开始密集出现的特定信息里，我知道端午节就要到了。

　　这些信息主要是华人社群的各种活动信息，有包粽子的工作坊和端午庆祝活动，也有私人卖粽子的信息，当然还有颇具规模的英国端午龙舟比赛。有人说，在海外，中国的节日更多了些意味。我倒是觉得，正是因为各种传统美食的稀缺，客居海外的华人才不得不学习做很多美食，譬如包粽子。

　　在众多传统节日里，端午节是我格外喜欢的一个。我喜欢糯米做的一切美食，带着粽叶清香的粽子当然是我的最爱。加上纪念屈原的寓意，以及挂艾草、买香包、抹雄黄酒的儿时记忆，都令我难以忘怀。

　　我小时候在陕南长大，那长长的石巷尽头，高高的台阶上，有一位老奶奶每年都会卖她自己做的香包，每年父亲都会买来给我。那场景从未在记忆中消失过，我至今都记得那充满药香味、白白胖胖的童子香包、南瓜香包，它们一排排挂在竹竿做的支架上。

　　当年在小小的四合院里，住着五六户人家，我们会在门口挂上艾草，孩子们也会在耳朵后面抹雄黄酒，还有本地特有的细细长长的糯米白粽——把放凉的粽子切段，淋上蜂蜜或者撒上白砂糖，太美味了！

　　这些儿时记忆，每次端午节的时候，都会自然而然地闪现。而回想在英国的这些年，我都是怎么过的端午节呢？还真的每年都不太一样。

　　最初来的那几年，孩子还小。她在周末的中文学校学中文，学校会讲讲端午节的来历和习俗，看看视频。而我在为中文学校做义工的那两三年，同样会在端午节来临之际，给孩子们讲屈原，讲端午的来历及文化习俗，我还带去了父亲给我的已经没有味道的香包。每次回国，父亲都会给我几个闲逛时买来的香包，但很多都不像是手工缝制的，也再没有记忆中的药香了。

　　有一年，我先生去伦敦的唐人街，带回来一捆干粽叶，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包粽子，当然是跟着教学视频学的。粽叶是干的，需要浸泡，糯米也需要浸泡。北方的习惯还是吃甜口的粽子，所以就包的大枣和红豆沙馅。第一次包粽子，当然有些不尽如人意，包得不严，煮得过久，还因为没有足够大的锅，要反复多次才煮完。总之费时费力，做完后挑出好看的拍了照片在朋友圈显摆，国内的朋友普遍赞扬，觉得我很能干。

　　这批粽叶持续了两三年才用完。我包粽子的技艺逐渐变强，不过还是远远赶不上那些比商家包得还好的朋友。

　　这几年忙起来了，那些闲时喜欢折腾吃的心气儿少了很多。记得前两年都是社区活动订的粽子，这样有机会看别人包，也有机会吃上了南方的咸肉粽子。

　　人就是这样，越是远离，越是想念；越是不可得，越是思念深刻。

　　吃不吃粽子也许没那么重要，但我还是会想办法买几个来吃，说到底，那不是对味觉的满足，而是一种对根的“维系”——对端午节仪式感的维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系，也是对自己文化身份的维系。

　　特别欣喜的是，前几年，朋友带我认识了艾草。英国人民也很早就意识到了艾草的驱虫辟邪功能。艾草在英国比较常见。去年某一天，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我遛狗时发现了几株艾草，欣喜若狂。于是，在去年端午节那天，我特意去摘了几株艾草，挂在了大门口以及好几个门框上。那时的心情，就像是完成了一个使命，如释重负，特别满足。

　　女儿曾问我，你挂那些树枝做什么？我竟一时语塞，不知从哪儿解释起。艾草对中国人来讲意义非凡，而挂在门上这一行为，是记忆的一部分，就是一种仪式感，一种从古至今都没断过的生活哲学。

　　我相信它可以驱邪、祛病、保平安。至于真的可以做到吗？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我们愿意相信有一种“神仙草”，它带着自己独特的气味，把你和童年的记忆、一个家和民族的记忆，悄然地连在一起。

　　作为旅居海外的华人，我们来到异国他乡，见识了不同的世界，也在文化交汇中不断反思自己的文化身份。越长大越明白，那些看似每年重复的习俗，是构筑我们文化底色的基石，心底里那个关于自己“家”的模样，从未消失。

　　女儿小时候，我们跟她讲过端午节的故事，以及“艾草避邪”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尚能在异国他乡守住我们节日的仪式感，可下一代呢？未来的某天，她会记得粽子和艾草吗，就像我记得小时候高高台阶上做香包的老奶奶？但文化的传承，不能靠强灌硬输，而要靠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浸润。就像艾叶的香气，不需要浓烈，却能久留心田。

　　文化不在远处，它藏在那些看似细小、微不足道的动作里。它或许不能完全改变下一代的成长轨迹，但至少能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种子——或许未来的某天，在某个未曾预料的时刻，那颗种子真的会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