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仅两个月零两天，朝鲜“浃旬之间，三都失守，八方瓦解”，三都（汉城、开城、平壤）十八道全部陷落。朝鲜王朝危在旦夕。

　　这时，儒生全有亨给朝鲜国王上疏，认为“胜敌之道”之一在于得民心，“失民心，则君有万里之明，臣有《六韬》之略，不能为也”。如果国家不能汇聚民心，那么即使国君贤明，官员拥有《六韬》那样的军事谋略，这仗也打不赢。

　　全有亨以《六韬》举例来劝诫国王，表明《六韬》这部中国古籍在朝鲜儒生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此外，战争前期英勇殉国的将领李景毅，“常好太公韬略（指《六韬》）”。有个谋士面对朝鲜的节节败退，写诗感叹道：“不读龙韬过半生，时危无路展葵诚。”龙韬是《六韬》的一部分。儒士金富伦献策时提到，严冬时节，日军不耐寒，是“操刀必割”之时，一定不能错过这种破敌的好时机。这是来自《六韬》中的这句话——“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

　　无独有偶，日本对《六韬》的学习也十分重视。日本平安时代，学者大江维时被醍醐天皇派往唐朝留学。他斥重金购买了《六韬》《三略》等兵书，带回日本。自此以后，《六韬》在日本得到传播，并成为足利学校的主要教科书。据统计，从1600年到1976年，日本至少出版了40种《六韬》的译注、评点著作。

　　这部交战双方都看重的《六韬》，是继《孙子兵法》之后中国先秦兵家思想成熟的典型代表，吸收了先秦兵家和诸子论兵的精华，成为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具有独立体系的重要兵书。

　　《六韬》的作者，原来说是姜太公，实际不可能。先秦古书，一向不提撰者姓名。姜太公所处的商末周初断然不可能出现《六韬》这样的著作。因为书中不少内容和思想，都是后世才能出现。比如书中提到的“铁械锁”“环利铁索”等铁制军备，在战国末期才能出现。

　　从宋代的叶适、陈振孙、黄震，到明代的胡应麟、清代的姚际恒，许多辨伪学者都已经看出来后人伪托这一点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说了：“其依托之迹，灼然可验。”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古墓出土汉简中，有《六韬》相关内容，与传世本基本相同，说明《六韬》早在西汉初年已经有了定本，那么战国末期成书，也就顺理成章了。有学者考证认为是齐国稷下学者的集体创作，可备一说。

　　有意思的是，宋神宗时刊行《武经七书》，顺序是《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到了宋孝宗时，把《六韬》提拔到第四位。宋光宗时期，又把《六韬》移到第一位。到了明代，才又恢复最初的顺序。这个位置变化的过程，反映出《六韬》成书时间没有定论的实际情况，但对其价值没有什么影响。

　　循名责实，韬，原为“弓箭套”，包含有深藏不露的意思，引申为有谋略之意。六韬，就是指导战争的6种韬略，平时秘不示人，战时取出克敌。按照唐代学者颜师古的解释，《六韬》是“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的一部兵书。全书分为6卷60篇，近2万字，通过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对话的形式，阐述治国治军的理论以及指导战争的原则。

　　第一卷《文韬》讲论治国图强之道，说明在作战之前，如何使国家作好物资准备、精神准备和战争动员，同时要了解和掌握敌国的各种情况；第二卷《武韬》阐述伐灭强敌、夺取天下的韬略，指出需要确定战略目标，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特别要注意掌握和了解敌情。

　　前两卷就性质说，是战略问题，讲战前的各项准备，下面4卷重在阐述战争的具体指导原则，偏战术性质。

　　第三卷《龙韬》详陈军队治理、军事行动部署及综合保障问题；第四卷《虎韬》叙说武器装备及战法，是讲在开阔地区作战的战略战术及军器运用的韬略；第五卷《豹韬》归纳各类战场环境下的战术实施原则；第六卷《犬韬》言及车、骑、步诸兵种的协同问题。

　　《后汉书·何进传》章怀太子注说：“《太公六韬篇》：第一《霸典》，文论；第二《文师》，武论；第三《龙韬》，主将；第四《虎韬》，偏裨；第五《豹韬》，校尉；第六《犬韬》，司马。”扼要点明了《六韬》各篇的内容和特点。

　　有格局的兵书，眼光绝不限于战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的精髓，则是把支持自己的，搞得多多的；把反对自己的，搞得少少的。《六韬》深明此道，以兵家言政治，最精彩之处莫过于“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思想的提出，尤其在《文韬》中，阐述了收揽人心、汇聚民心的诸多议题，核心就是要求国君施行仁政，师出有名，取得举国上下的支持，赢得友邦军队的支援，最终形成“以有道伐无道”的形势。这也正是文章开头全有亨上疏论述“民心”问题的思想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