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作家、翻译家叶君健诞辰110周年。从1938年任职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到1944年赴英宣传中国人民抗日事迹，再到1951年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对外文学刊物《中国文学》，叶君健投身对外宣传和中外文化交流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他通晓英、意、法、德、丹麦、世界语等多种语言，一生为世人留下了500多万字作品和300多万字译作，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他翻译的《安徒生童话》，为几代中国读者提供了心灵滋养。

　　20世纪初，家国危机促使人们寻求变革，“别求新声于异邦”，造就了蔚为壮观的出国潮。在20世纪40年代的旅英者中，叶君健是杰出的一员。他不仅“求”新声，更别“传”新声，以独特的抗战演讲与革命书写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考察这一时期叶君健在英国的中国叙事与跨语际实践，我们从中感受到的是他浓浓的家国情怀。

　　在英发表抗战演讲600余次

　　1944年10月，叶君健通过英国牛津大学道兹教授介绍，应英国战事宣传部邀请，赴英宣传同盟国中国的抗日斗争，鼓舞英国民众抗击法西斯的士气。2022年新出版的《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记载，叶君健“每月约三星期在外，演讲及参观。一星期回伦敦休息。”（1944年10月12日）“中午在香港楼请叶吃饭。叶昨天方回。这次在外面两个多星期，演讲了四十多次，至少每天两次，有时三次。听众少亦二三百人，多的千人以上。每次演讲及讨论至少二小时。有些人跟了他跑，他到某处去讲，他们即去听。”（1944年11月14日）“十二时半，滢与格温，布斯夫人等去China Institute。叶今日讲‘今日中国’，讲的是中国抗战时的人民生活。”（1945年1月17日）

　　叶君健是陈西滢的学生，从后者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叶君健在英国公共演讲之勤。他的演讲以中国人民的战时生活为中心，包括中国的人民武装如何拖住日本侵略者。

　　1942年，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中英成为同盟，但英国社会对中国并不了解。1943年12月17日，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参观英国考文垂邦菲儿新村的一所小学时，正值上地理课，同行的温源宁问一个大约十一二岁的学生：中国的首都在哪里？学生回答：“日本。”王云五感慨：“此固不能谓一般小学生之常识如是，惟英国学校向来对东方不甚注意，可于此见之。”虽然20世纪上半叶，狄金森、燕卜荪、罗素、阿瑟·韦利等英国文人表现出对中国文化与文明的高度尊重，但此时多数英国民众对中国所知甚少，有的认识还停留在古代。

　　为扭转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向英国社会宣讲中国抗战现状、促进中英文化交流，叶君健深入学校、工厂、兵营、医院，在英国各地发表抗战演讲600余次。这既鼓舞了英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志，又大大改观了英国人对中国的认知。

　　用创作与翻译传递革命声音

　　除了在英国进行巡回演讲，叶君健还不断通过英文创作与翻译向世界传递中国革命的声音。二战结束后，他以研究员身份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西方文学，其间用英语创作了自传体小说《山村》等作品。1947年由英国西尔文出版社发行的《山村》以叶君健故乡、具有“将军县”之称的湖北红安县为原型，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湖北偏远山村的故事。作品以第一人称“我”（春生），一个十几岁孩子的视角，呈现了20世20年代闭塞山村底层人民的生存现实，打捞出被大历史湮没的凡人悲欢，揭示了中国民众如何一步一步走向革命道路。

　　《山村》被英国笔会选为1947年最佳小说，后来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冰岛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霍尔杜尔·拉克斯奈斯评价说，《山村》揭示了“一个超级庞大的国家里的革命在农村中如何开展。”《山村》挪威文译者汉斯·海堡说：“我一直在寻找那些在日常生活中默默无闻的普通人，那些在大众中活动但不一定具有强烈政治倾向或英雄气质的普通人，那些生活在乡村的人，那些代表中国、组成中国这个国家的普通人。最终，我在《山村》这部小说中找到了他们。在阅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我似乎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关于中国人的某些真实和诚挚的东西。”这些对《山村》的评价凸显出小说的文学价值与革命意义。

　　《山村》是叶君健《寂静的群山》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他庞大的海外文化传播工作中的一部分。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叶君健就在香港主编英文刊物《中国作家》，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抗战文学。他还在1939年率先将毛泽东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译成英文在马尼拉出版，及时向海外传播中国革命理论。

　　1944年至1949年旅英期间，除《山村》外，叶君健还把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以及张天翼、姚雪垠、刘白羽等人的作品组成一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翻译为《三季故事集》，1946年由伦敦斯达波斯出版社出版，被外国评论家视为世界上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品集。新中国成立后，叶君健担任英文版《中国文学》主编长达25年，向世界推广解放区文学，这对世界了解中国革命文学与中国革命功不可没。

　　叶君健对中国抗战不遗余力的传播和对中国革命的思考来自其坚定的和平主义信念。叶君健出生于湖北农村，家境清贫，屡遭变故，早年便创作了《岁暮》《被遗忘的人们》，表达对底层人民的关注。1936年7月，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叶君健东渡日本，不久便加入日本世界语协会，为世界语“世界和平”“人类理解”的理想所吸引，希望以此表现受压迫民族与阶层的生活与思想。叶君健在1936年11月29日给自己的老师朱利安·贝尔的信中谈到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不久的将来，东方将经历巨变。我认为我必须参与即将到来的大战，否则我就太自私了。如果法西斯控制了整个世界，我们就无能为力了，法西斯破坏一切文化。”回国后，他便参加了由周恩来和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的国际宣传工作，接待来华作战的国际友人。同时参与发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成功的跨文化交际

　　叶君健在英国社会对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的传播得益于世界形势及中英两国关系的转变，更离不开他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抵达英国后，风华正茂、谈吐不凡的叶君健，很快敲开了英国文化界的大门。旅英期间，他与朱利安的母亲瓦内萨、弟弟昆汀·贝尔等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的成员有较多交往，被称为“布鲁姆斯伯里学派中的一个中国人”，并被英国文豪普里斯特利称为“我家里的中国人”。

　　抗战胜利后，叶君健所在的国王学院正是朱利安的母校，这所由英王亨利六世于1441年建立的学院是剑桥大学30多个学院中最著名的学院之一，拥有大批造诣非凡的学者，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这里也走出了徐志摩、萧乾、温源宁、黄佐临等中国著名作家与学者。

　　1982年，叶君健再次访问剑桥，就“中国当代文学”与“英国文学在中国”做了两次精彩演讲。前者以时间为经，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为纬，梳理了当代文学的性质、与现代文学的联系、发展历程与趋势，穿插了对重大文学事件与历史事件的思考，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系统性总结，体现出一个高屋建瓴的批评家所具有的风范。后者同样以时间为序，讲述了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从清末民初严复与林纾的翻译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艺界对英国现代戏剧艺术和音乐的关注，肯定了英国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

　　叶君健此次访问剑桥也会见了一些老朋友，包括“中国通”欧文·拉铁摩尔，作家普里斯特利一家，老朋友李约瑟、瓦尔特·亚伦等人。其中有一个退休多年的老人是特里克·韦金逊教授。当年，叶君健初入国王学院时，是韦金逊接待了他。现在又是韦金逊在国王学院为其保留的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了他。只是此时的他头发稀疏，腿脚也不灵便了。两人心里不由感叹，这一别就是37年。

　　叶君健等旅英现代作家，以戏剧、绘画、写作、报道等不同形式为祖国发声，在中英文化交流方面进行了富于韧性的跨语际实践。在中国文学与文化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当下，我们不应忘记这些别传新声于异邦的先行者。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师，本文配图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