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如是中国现当代“碑帖兼修”的书法家。吴玉如，原名家琭，字玉如，1898年生于南京，而后久居津门。他天资聪颖，祖辈皆注重文化修养，五六岁时便能吟诗作文，书法学习的灵性在这时就显现出来。

　　吴玉如早期受苏轼、黄庭坚、赵孟頫书风影响，以行、楷见长，其小楷师承钟繇、王羲之，尽态极妍，13岁时已蔚然成风，为其母书写的《石钟山记》就是例证之一。

　　吴玉如深研《禊帖》《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36岁时，他辗转多地后返回天津，余暇多以书法为乐，临摹经常通宵达旦，细致入微。此过程不仅使其在笔法、结构等方面有所提升，还让他见微知著地领悟到王羲之敢于突破传统、创造新体的革新精神。此外，他还学习李邕、米芾等唐宋名家，拓宽书学视角。

　　吴玉如对《元略墓志》的吸收和理解举足轻重。此碑刻于北魏，其字点画、用笔、结构尽显“二王”风貌。吴玉如曾讲：“欲习行草，能将《元略》入门，庶可得三昧。骤闻之似不能解，实则非故欲骇言，因六朝无间南北，精书者皆能化二王草之法入楷则。吾尝谓晋人行草使转化作真书，便是北碑面目，一脉相延，岂可强为割裂。能得其理，则从之可寻行草之原，虽《兰亭》多本，甚至怀仁集《圣教》，如不得洽心之导，而于是翻可得金针也。”吴玉如指出取法“二王”，应会变通，透过北碑探“山阴”。

　　北宋文豪苏轼曾云：“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认为能自如地超越既定界限，以诗为媒介展现才情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他们掌握了艺文的相成之道且不拘泥于形式的束缚。这个观点也可以放在书法艺术中来思考。中国书法包含了诸多精妙，如技法、审美、人文等，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吴玉如的书法实践也体现了这一观点。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是明代文学家袁宗道书写的一篇散文，吴玉如用此句作为自己的书学观。笔者以为，“器识”是个人的器量和见识，是胸怀、气度、眼界和认知的集合。有器识之人，能包容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即有远见卓识，这种器识是其在人生道路上不断积累、磨炼的结果。

　　吴玉如始终强调书法以读书为本，他在书艺道路上注重教育，反对以“字匠”行。吴玉如把“作字”放在中国文化的大框架中，认为作字行文应建立在深厚的文化背景下。晚年的他不希望被人们称为书法家，他只把书法作为中国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除书法外，吴玉如还涉猎历史学、文字学、辞章学等。

　　吴玉如诗书结合，将诗词并作书艺之内理，将书法看作诗文的外化，二者相生相成，缺一不可；他在诗中写到“作诗擒纵如作字，崩云蝉翼随阴阳。”无论作诗还是作字，都需要艺文的修养作为支撑，才能达到更高境界。所谓“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吴玉如以诗笔抒怀，深探诗书精髓，以求诗与书共生。他提倡以融通的观念全面理解书法的意义，并以此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

　　吴玉如一生成就斐然，在相对清苦的条件下，他不仅修身、齐家，还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许多后来者的道路。他秉持严谨的治学理念，“碑帖兼修”的习书态度，技、艺、文融合的教育思想，身体力行地诠释了一位学者型书法家的精神气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