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教授戴梅可，是颇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汉学家。她致力于中国早期历史、哲学、艺术与考古学研究和中国经典作品的英语译介，以及海外汉学人才培养。她把《孙子兵法》、扬雄的《太玄》《法言》等多部中国经典译成英语，与陕西师范大学何如月合作翻译的《尚书》历时十余年，即将出版。她致力于向世界讲述中国早期历史，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及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结缘中国历史文化
戴梅可与中国历史的结缘始于偶然。戴梅可最早接触到中国文化是在中学时期。她当时的校长是曾任燕京大学女部主任的桑美德，经常给学生们讲关于中国的故事，但那时的戴梅可觉得自己或许永远不会去中国，对老师所讲的内容听得并不认真。上大学后，戴梅可却对东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觉得自己应该了解一下东亚。在听第一堂中国历史课时，戴梅可就被老师深深吸引住了。这位老师彬彬有礼，充满人格魅力与气质。戴梅可立志向他学习，希望能跟老师一样精通中国历史和文化。
戴梅可1970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学士学位，1972年获得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历史学硕士学位。之后，她去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等地进修汉语，深入学习中国文化。1976年，她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83年顺利毕业。
对中国历史的热爱激励戴梅可走过漫长艰辛的道路。当时，对于早期中国历史的研究在美国还是个冷门，女性学者更是凤毛麟角，学习汉语甚至一度成了戴梅可的“自娱自乐”。但她并没有因此停止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积累。
她得到过剑桥大学教授鲁惟一、郑德坤在考古学等方面的指导，长沙马王堆的出土文献，以及顾颉刚、吕思勉、严耕望和徐复观等学者的著作都令她着迷；在哈佛大学时，有人劝她为了便于找工作，转去选择宋代或宋代以后历史作为研究方向。但席文教授和罗思文教授的鼓励让她坚持了自己的选择，洪业和屈万里先生更让她确信这是值得探索的研究领域。
戴梅可的坚持没有被辜负。1985年，布林莫尔学院给了她一份教职工作，她在那里一直工作到2001年。“其他求职者很有竞争力，但面试官认为我的中国文化知识面更广，能为中国历史、哲学研究带来开阔、跨学科的视角。”2001年后，戴梅可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将中国早期历史介绍给更多人。
戴梅可对中国历史的喜爱也和她的成长经历有关。在经济困难时期，她的祖父是家庭中唯一有工资的人，所有兄弟姐妹都生活在祖父的农场里，因此她和兄弟姐妹的关系非常密切。她觉得自己拥有与中国人相似的生活方式，从小在农场里的大家庭中长大，养成勤俭节约与互相关爱的品德。
上世纪80年代，戴梅可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时她还是一名博士生。尽管刚开始时有人因不够了解而对她产生过误会，但此后她与中国学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在30多位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她完成了《公元前26年的长安》这本书。
以史学视角英译经典
戴梅可以西方女性历史学者的独特视角，翻译了扬雄的《太玄》《法言》、《孙子兵法》等中国经典。她与何如月合译的《尚书》也将面世。她推崇“业余理想”，认为一个真正有文化的人应广泛涉猎，能驾驭不同领域的知识，因为万事万物是普遍联系的，中国传统哲学重视关联，儒家的理想人格形态，包括自己要翻译的书的作者都是全面型的。
与《孙子兵法》的其他译者不同，戴梅可的译本强调将孙子放回到历史语境和背景中。她参考多种中国典籍，用历史学的知识和视角进行解读。她还思考孙子在中国早期历史的知识传承中扮演什么角色。戴梅可与自己的学生一起进行翻译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进行教学，共同研讨历史进程中军事与非军事的关系。戴梅可的译本除商业版外还有评论版，她希望能够展现《孙子兵法》这部中国经典的悠久应用史。戴梅可认为，与一些西方思想家或军事家不同，孙子主张慎战。她喜欢《孙子兵法》中有关心理、经济与战争关系的阐述，倾向于把它作为文化经典而非军事典籍来读。
在戴梅可看来，古汉语如此简洁，意义却如此深邃，给译者既带来喜悦又带来挑战。在翻译《孙子兵法》的过程中，她重视中国古人对原著的注释。戴梅可坦言，《孙子兵法》中的一些内容对于她来说略显无趣，但历代十一家注中的不少内容提示她，即使是“无趣”的部分，其中也可能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戴梅可认为汉代思想呈多元态势，扬雄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从1993年英译《太玄》到2013年英译《法言》，她以扬雄为切入点研究汉代思想。在她看来，扬雄代表了汉代思想的多元特色，《太玄》是其思想多元融合的证明。这部著作为理解个人与家庭、天下及宇宙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系统理论。
她把“乐”视为一条贯穿中国思想史的线索，扬雄是其中的重要节点。翻译是戴梅可寻找“乐”的最佳途径，她认为扬雄《法言》的最大贡献是继承了战国和西汉思想家对“乐”的论述。2018年，她出版《中国乐书》，将扬雄看作承上启下的人，既是孟子、荀子和庄子等战国思想家的继承者，又是六朝到两宋思想家（陶渊明和苏东坡）的启迪者。《法言》阐述“乐”，《太玄》在“乐”的观念下构建哲学体系，二者是有机整体。
探索历史的当代价值
在戴梅可看来，早期中国的制度和治理模式为后来的中国奠定了基础，研究早期中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当代价值。她相信，观察和描述中华文明独特的层次和脉络是历史学家的基本任务，中国早期文明的许多特点都值得当今世界思考，如对弱势群体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等。
随着中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人对中国文化开始产生兴趣，但戴梅可认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依然任重道远。
戴梅可说，她读过许多有关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床头书，但关于中国的这类图书却很少。
“我写的《儒家〈五经〉》销量不错，但如果这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经典，销量可能会更多。”戴梅可说。在她看来，一位学者不应把自己局限于学术界，也要关心社会上的普通读者。她的书中有一半是普通读者可以读的，这样更有利于知识的传播与共享。
为了能够更深入探索中国早期历史，戴梅可进行了大量的中文资料积累，她每天阅读中文资料的时间远超过阅读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资料的时间。但同时，她也关注欧美学者的研究，喜欢进行跨文化思考，将中国的早期帝国与古希腊、波斯及罗马文明作比较研究。
戴梅可认为，人们应当多采取比较视角。如果一部典籍有多个译本，那么就应该通过阅读所有译本，比较其中的异同。如果发现一个感兴趣的话题，就要阅读不同文化中的这一话题资料，作跨文化的比较。“中国的早期帝国与地中海地区的早期帝国相比，其实同是大于异的。”她说。
戴梅可坚信跨文化交流的价值。她翻译了很多当代中国学者的著作，认为不懂汉语的外国人也应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她希望能和中国的学术同行保持更多合作，因为大家都需要彼此在不断的交流中，提升彼此的学术研究水平和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