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由茅盾文学奖、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北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江苏开机，引发观众期待。《北上》是作家徐则臣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运河之上几个家族跨越百年的故事。回忆起几年前的创作情形，徐则臣说：“我家书房至今收藏着为写这部作品而购置的几十本书，如果没有那些历史人物传记、水利漕运的专业书籍、运河沿线的地方志，《北上》是写不出来的。”在他眼中，写作与阅读密不可分。
“大作家的书房极少有奢华的”
“在北京搬了七八次家，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徐则臣笑着说，“甚至可以说，拥有属于自己的书房，是我买新房的动力。它虽然不大，但我已经非常开心了。”和不少作家一样，徐则臣的书房里书并不多，他的书主要存放在客厅，有两面墙十几个书架，大概1万多册。书房则主要用于阅读、写作、练字。写字台旁的小桌上铺着毛毡，砚台里墨汁尚未干透。
“年轻时住集体宿舍，别人怎么吵，看书都能看进去，现在身后走过一只猫，都会觉得受打扰。”徐则臣说。读书写作需要静心凝神沉思，书房既能给主人提供一个世外桃源，又能凸显作家的个性。“我参观过很多世界著名作家的书房。可以说，他们的书房是文学爱好者朝圣的目的地，每一间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大作家的书房有的简朴、有的古典、有的浑厚、有的闲适随意，共性是极少有奢华的。”
徐则臣参观过歌德、托尔斯泰、聂鲁达、海明威、福克纳等文豪的书房，他在这些世界名著的诞生之地感受到了写作者心灵的纯粹。歌德故居在德国小城魏玛，二楼的书房窗明几净，临窗摆着一张紫檀色书桌和一把转椅，歌德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浮士德》。《魔王》《整年的春天》《天福的向往》等名作的手稿也在这里展出。托尔斯泰庄园里的书房十分简朴，他在这里写下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名著。书房阳台外的密林、池塘、炊烟，让人想起托尔斯泰当时与农民一起耕田、割草、缝鞋、吃土豆的情形。海明威的书房有大小两间，他的书桌很小，跟名气恰恰相反。海明威身形渐宽后，干脆把打字机挪到了卧室的一个半身高书柜上，站在一个鹿头标本下写作……
“书房是个性化空间，千人千面，但阅读和写作是书房永恒不变的主题。从这些世界级作家的书房里，我看到的是他们对文学的虔诚。”徐则臣说。
读书不妨慢一点
谈起读书，徐则臣滔滔不绝，想说的话很多。概括起来，他分享的读书方法有三：一是慢读，二是后读，三是重读。
熟悉徐则臣的人都知道，他看书很慢。记得有一次出差的飞机上，记者坐在徐则臣后面，看到他在读一本外国文艺作品，一两分钟才翻一页。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任副主编养成了他较真的习惯。“我现在看书基本是精读，也可以说是校对式阅读，往往是一边读一边拿着笔写写划划，有错字就情不自禁地标出来。”徐则臣说。在他看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看书必须有选择，既然选择去读一本书，一定要吃透。“比如我读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小说《魔术师》，主人公的原型是著名作家托马斯·曼，我就会把托马斯·曼自己写的作品和他的传记也拿来一并读。这样的放射状阅读虽然慢，却能对一类问题有较全面的认识。”徐则臣说。
《魔术师》对托马斯·曼从德国的吕贝克到慕尼黑，再流亡到瑞士、法国、美国，直至他生命最后的岁月进行了生动记述，时间跨度从19世纪末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小说以优雅恬淡的笔法糅合历史研究与文学想象，堪称一部托马斯·曼的创作史、家族史、心灵史。它是徐则臣向记者反复推荐的一本书。
什么叫“后读”？徐则臣说他看书不赶时髦，比较滞后。“市面上特别火的作品，我不会马上拿来读，或是先翻一下，看看是否有价值，或是听师友、同行的推荐，从他们觉得特别好的作品中挑选一些来精读。”徐则臣说。在他看来，作为文学领域的专业读者，必须要有判断力，而不是被潮流所裹挟。因此，他的书单中总有一些文学经典。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说，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徐则臣对此深以为然，他最近在读《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和张爱玲的作品。“读者对一本书的理解程度与他自身所处的人生阶段、学识阅历有关，因此经典作品值得反复读，每次都会有新收获。比如我学生时代就读过《三言二拍》，现在为做博士论文再次读，我的关注点不再是那些新奇的故事，而是古代小说叙述模式和技法如何为我们所用。”徐则臣说。
追求“在世界中”的阅读
“那是一个乡村少年遥望世界的梦，我觉得我在世界之外，县城就是那个繁华的世界，是世界的中心，乃至世界的尽头。我一直想要到世界去。”回望踏上文学创作之路最初的日子，徐则臣曾如是说。从《耶路撒冷》到《夜火车》，从《北上》到《瓦尔帕莱索》《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等“到世界去”系列短篇，徐则臣的创作始终有一个世界性背景。不论是他以《到世界去》为题的散文随笔集，还是评论界以“到世界去”为主题的徐则臣研究，都可视作这一点的旁证。
“我认为‘到世界去’是双向的结果。我们出去，是到世界去；别人进来，也是到世界去。整个世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比方说《北上》中，有一群陌生的外国人来了，用另一种目光，发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历史文化中熟视无睹的东西。我希望看一看在不同的目光下，一个事物如何逐渐接近它最真实的状态。”徐则臣说。在阅读和写作中，他的目光是交叉的、移动的，时而关注同时代世界作家如何处理现实经验，时而在文本中让不同的人群碰撞对话，时而以中国立场进行世界想象，时而又让外来者说出我们没有意识到的真相。一句话，他所追求的阅读与写作状态是——“在世界中”。显然，这与大量的世界文学阅读分不开。
“书房是一方小天地，你却可以从中看到世界。”徐则臣说。他推崇的外国作家包括肖洛霍夫，这位俄罗斯文豪的《静静的顿河》让徐则臣佩服得五体投地，读了好几遍，甚至“逢人说‘顿’”。此外还有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我最近读的觉得特别好的一本书是马尔克斯的朋友、哥伦比亚作家阿尔瓦罗·穆蒂斯的《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讲述了一个冒险家、一个多情浪子在南美的漫游。我读后非常震惊，书中的故事不是结构森严的，它的旁逸斜出带着你往前走，整个的阅读过程非常迷人。”
丰富的世界文学阅读经验也让徐则臣思考，今天的文学创作如何创新、重新抓住读者。“这几年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文学‘破圈’问题，我觉得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当你了解了我们的外国同行面临怎样的文学生态，你就会意识到大家都在想办法‘破圈’。”徐则臣说，“我的体会是，即使是在小说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小说也远远没有现实精彩。各国作家都在寻找写作的突破口，都在试图重新激活文学的力量，让它更好地进入大众视野。在中国，我觉得应该特别注意类型小说、网络文学的成功经验。”
相比于写作，徐则臣认为阅读更加重要，曾给儿子写信，希望他能热爱阅读，从中提升能力，获得平常心。“我不期望孩子成为作家。虽然写作有时很快乐，但这种生活难免枯燥乏味。我希望孩子能喜欢阅读，阅读可以让人养成平常心，成为一个有格调、有情趣的人。最起码能自得其乐，这很重要。”徐则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