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新加坡的留学生常常会留意到这里独特的地铁站名：有的站名明明是字母单词却并不像英文（如Ubi），有的站名乍看像汉语拼音细品却又不是（如Sengkang）……若对新加坡的自然人文概况缺乏了解，这些站名或许还会给留学生带来迷路困扰。

　　地铁所经之处往往是城市中人流量大、重要性强的地点，因而地铁网络是了解城市自然风貌、人文社会的一扇窗口。新加坡地铁自1987年首条线路通车至今，现已贯通5条线路，分别为红线（南北线NS）、绿线（东西线EW）、紫线（东北线NE）、黄线（环线CC）与蓝线（市区线DT）。站名中，词源为英语的约占一半。其余站名分别源自马来语、汉语、阿拉伯语、印尼语等语种，更有部分名称由英语、马来语与汉语两两混搭而成。

　　英语和马来语站名

　　英语和马来语作为新加坡地铁站名的主要语种，折射出马来土著史和英殖民史对新加坡语言文化的深刻烙印。以1819年英殖民者莱佛士（Raffles）登陆新加坡为界：此前，新加坡为马来原住民的聚居地；此后，新加坡被英国殖民长达一个半世纪。最早通车的红线和绿线即有一站名为Raffles Place（莱佛士坊）的换乘站，紧邻当年莱佛士登岸所在地，是这段历史融入当地生活的有力见证。此外，约半数英文站名多是新加坡建国后推行英语的产物。

　　闽方言为主的汉语站名

　　新加坡自古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与我国南部沿海往来频繁。明末、清初和民国时期，我国福建、广东一带出现的持续大规模人口南迁“下南洋”，使得新加坡成为一个华人占主体的国家——其华人比例至今依旧很高，远多于马来裔和英裔人口。

　　现有的汉语站名中，12个为闽语发音的罗马化（如Sengkang盛港），4个为普通话拼音（如Simei四美），1个为粤语发音的字母转写（Tai Seng大成）。这不由引人深思：汉语站名为何多用闽方言？

　　原来，新加坡初代华人移民多为潮闽籍的闽语使用者，这种华人结构大致形成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英殖民时期。当时的殖民政府为开发新加坡，从中国华南地区引入了大批劳工。19世纪末的新加坡华人中，讲闽语的福建、潮州人最多，粤语人口次之，客语区的梅州客家人最少。今天，新加坡地铁站名的方言分布仍能隐约对应当年闽、粤、客三大方言区的人口数量排序：闽语站名12个，粤语站名1个，暂无客语站名。

　　为何新加坡地铁还会有拼音站名？这与李光耀先生1979年前后为团结不同祖籍的新加坡华人所发起的汉语拼音化、标准化运动有关。然而部分民众反对，迫使汉语拼音化运动于1987年停摆。至此，除少数已被拼音化的地名，绝大多数地名最终还是用回了方言。

　　其他站名百花齐放

　　新加坡地铁站名还隐约可见阿拉伯语（3站，如Aljunied）、印尼语（2站，如Bugis）、印地语（1站，即Dhoby Ghaut）等非官方语言。其中，阿拉伯语站名和印尼语站名显示出伊斯兰文化对马来原住民的影响，Dhobi Ghat则与英殖民时期新加坡印裔族群有关。

　　除了上述单语站名，新加坡地铁还有部分双语混合站名。其中涉及汉语的有3个汉马混合站名（Toa Payoh大巴窑，Tiong Bahru中峇鲁，Lorong Chuan罗弄泉）及1个汉英混合站名（Haw Par Villa虎豹别墅）。混合站名的汉语成分（Toa大，Tiong塚，Chuan泉，Haw Par虎豹）均为闽方言。

　　同时，闽语成分多出现在表特征的专名位置，而马来语或英语成分多位于表类型的通名位置（如Payoh沼泽，Lorong巷，Villa别墅等）。

　　上述风格各异、语种杂糅的地铁站名正如当地美食罗惹（新加坡常见传统水果和蔬菜沙拉盘）一样，由各民族的特色食材混搭而成。

　　难得的是，各食材的味道并未在相互混合中同化中和、香消味损，而仍能保有各自独一无二的特性。正如罗惹（Rojak）的马来语本意：折中混合、求同存异。求学于此的留学生在这样兼容并包的环境下，感受到的是满满的包容感。

　　（作者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心理系攻读博士，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