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新作《星空与半棵树》的初稿，是我在写完《西京故事》后拉拉杂杂写下的，因为很多事情还需要拉开时间距离再看看，就放下了。之后又接连写了被称为“舞台三部曲”的《装台》《主角》《喜剧》。有人希望我沿着这个路子继续写下去，也有人说应该转转舵。我倒没过多考虑与“舞台”的关联度，因为舞台永远是一个平台，无非是提供人表演的场所，至于把人物放到哪里去表演，那要看你对哪个场所更熟悉。一个不熟悉的场域，会让我那些急着施展拳脚的人物缩手缩脚，并吃尽暗亏。尽管如此，在《星空与半棵树》的改写中，我还是在人物的表演舞台上做了延展与调适。
这里拉开的是一个从乡村到小镇，再到县城、省城、京城的宽阔舞台，人物也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高高低低。而抽丝剥茧，故事的缘起和一个基层干部的几句话有关。我在省城工作时，他来看我，跟我讲了一件小事：两家人因为地畔子上一棵树的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好，结果事情越卷越大，积怨越来越深。他说只要基层干部有一句话，也许早就解决了，可偏偏没人说，大概都觉得事情太小吧。那时我并没在意，后来调到北京又从这位朋友口中听到几个故事，脑子里就有一些形象挥之不去了，与我所熟悉的这几十年漫长的历史画卷发生了勾连。而这幅画卷恰与我当初写的那部小说初稿暗合，我就把它翻出来重读。一点一滴，从儿时由偏僻乡村对星空的深邃记忆，到山乡的河山、村落、宅院、人物等摧枯拉朽般地改头换面，再到铁路、高速路、高铁对物理空间的陡然拉近，以至城乡边界的显性模糊与隐性加深……我开始了一种混沌的过往盘点与整合记录。
小说的名字“星空与半棵树”有两部分，先说“星空”。我对山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星空。在稍高一点的地方，就觉得星空像一顶筒状的帽子，戴在我们头上，边沿耷拉到山脚下。我记得上小学时有一位老师是主张我们多看星星月亮的。他说，晚上回去记得数数星星，别老用眼睛盯着脚下有没有分分钱。在课堂上，他又会讲到围绕太阳系旋转的九大行星，因为那时冥王星这颗不够尺寸的矮行星还没被踢出去。我相信老师让大家多看月亮、数星星、别老盯着脚下分分钱的幽默提点，一定会让同学们记忆深刻。后来进县城工作，星星还是那个星星，但至多抬头看看月亮，因为生活逼得你还真需要时时盯着脚下的分分钱了。再进了省城，连看月亮都少了。星空，就逐渐成了一种存在的概念。
就在这时，我突然又被专题片里画面优美、奥妙无穷的太空所吸引，阅读兴趣随之转移，从卡尔萨根的《宇宙》、霍金的《时间简史》、布莱森的《万物简史》等书中，甚至得到了比一些社会学家纵论社会演进规律更深刻的洞见。他们将人类的生死存亡、宗教、哲学、历史、科学、经济、技术、战争、病毒、进化，统摄在天体的照妖镜下，一一辨析着我们认识自己、改造世界的可行性。随着网络阅读的勃兴，我停掉了订阅的其他刊物，却始终保留着《天文爱好者》杂志，甚至还买了一台天文望远镜，不时向天空扫射一二。再回到乡村，我想拜访那位让我们数星星的老师，可人已作古，就想在小说中复活他的形象。因为乡村总有那么一些人，让我们拥有看到深广与辽阔的胸襟和眼神。他手提的老马灯，有时真能照亮一个山村。小说的一个特殊人物——民办教师草泽明就出场了。他有两个学生，其中一个，就是背着一部上大学时购买的漆皮斑驳的二手望远镜，一次次奔波在路上的安北斗。他老想仰望星空，可脚下要处理的却偏偏是半棵树的事。
再说“半棵树”。对星空而言，太阳系在银河的恒星系统中，有数千亿个。而银河系在宇宙的星盘上，也有万亿个以上。连庞大的银河系都只是宇宙的一粒尘埃，何况地球上的半棵树。可在这半棵树的主人温如风看来，它却有关尊严、权利、面子、里子，一个男人甚至一个人的一切。因此，他屡屡踏上讨要公道之路，甚至耽误了志在仰望星空的安北斗。安北斗由无奈、讨厌、气愤、恼恨，到理解、同情、不平、介入，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干了一件有价值的事，与天文爱好者梦寐以求的小行星发现之旅殊途同归了。理想信念，看似高蹈出尘、超然绝俗，但最终落到俗世层面上，落到一名基层公务员安北斗身上，就具体到了帮村民温如风争取那半棵树的权利上。
生活与小说，在我看来，有时就是一棵树的状态。根系越庞大，主干越粗壮，旁枝越纷扰，叶茎越繁复，就越耐看、越有意味。小说只是对生活之树做一种精心的爬梳与打理。把你知道的有趣世事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讲出来。其实还是戏剧家李渔“立主脑、剪头绪”的问题。只是小说的“主脑”和“头绪”更加丰沛斑驳，因为有可以“拉平撴展”的长度自由。而自由恰恰又需要一种更大的限制，只“拉平撴展”肯定乱糟无序。一个村子本来就是一棵不小的大树，厘清头绪实在是一件难事，何况我还想由村子连带到镇上，再由镇上带到县上、省城、京城，有时就觉得这故事特别不好讲。但小说最终仍是对一个村镇的山川物理、鸟虫花草、人情风貌、生老病死的铺陈，就有了一个看待整体的落脚点。
我所经历的半世沧桑，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小单元。但这注定是一个重要单元——历史不可能忽略这十几亿人的生命共进。透过一个村镇去仰观俯察，其中的摸爬滚打、拼死拼活、山崩地坼、反复试错，都具有了一个时代演进史上的独特意义。我们的所有行动都是一个过程，当我们恨着大山的贫瘠、闭塞，认认真真折腾几番后，才逐渐读懂了人与自然生态之间和光同尘的重要。星空与大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认识与把握生存命运的关键点，无论怎样潮起潮涌，最终还会落在敬畏、适洽、呵护与共生上。
归根结底，小说是写人的艺术。人是最复杂、微妙、多变的，我们阅不尽、品不够，其价值、尊严、智慧、力量之综合，体现了人的高贵性。而善良与恶行、淳厚与奸诈、正大与宵小、爱怜与仇恨、守常与贪婪，交汇出人的百态千面，这是作家无法穷尽的世相。由一个或几个人到一群人的命运，再自然地牵连出现实的、时代的、历史的命运，虽然故事各不相同，打开的世界存在巨大差异，但出发点和落脚点，仍在一个个具体可感的人身上。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越来越体会到这句话对于文学的意义。当我们感觉不到远方所发生的故事与我们作为人的牵绊时，说明我们正在麻木或堕落，文学也变得无意义。
小说当然也要探索新的艺术技巧和表达方式，需要不断地求新变异，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对人，对由人牵连出的广阔时代、现实和历史的打理记录。文学是关于人的一系列行为的系统性安排，人的行为的变数，决定着小说的前进方向，任何技术，都只是人的行为的拐杖。当拐杖影响了人的行为时，哪怕这个拐杖再漂亮，再精美，大概都得忍痛割爱。这部小说里有一个特殊的角色——猫头鹰，他比我说得多，比《喜剧》里那条柯基犬说得也多。它不时对人类的过错絮叨个没完，有时对自己也十分不满。但愿这只猫头鹰不是某种后现代技法的刻意，而是一个创新的艺术形象。希望人类有更多的它或他存在，赐予我们从更广阔的星空来打量现实、省察生活的能力，增强自己更高层次的觉悟。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