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见结束时，将一部《楚辞集注》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

　　作为先秦文学作品的双峰，《诗经》和《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楚辞》没有《诗经》那样普遍的权威，没有什么政治家或者传道者拿它的文句作为宣传或箴谏的工具，也没有什么人在日常对话中拿它作为开场白。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诗经》因为广受重视，经过一代代儒者添油加醋的训释，被捧上道德圣坛。人们只想从它里面得到训诫，而忘记了它原本是一部文学作品。《楚辞》则幸运地保留了本真，没有经过“删订”，没有被添加上“美这个、刺那个”的陈词滥调。

　　从地域上看，《诗经》选录的都是北方诗歌，《楚辞》选录的则都是南方诗歌。今本《楚辞》包括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夫》等25篇作品，以及宋玉等后人仿作。全书除去几篇别的作家的作品，简直就可称为“屈原集”了。

　　相比《诗经》里的诗歌几乎都是无名作者所作，屈原可说是中国第一位有名有姓的诗人了。“屈原是很久以前的诗人，但也是属于未来的诗人，他用诗歌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表达自己的真情。”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认为，“在《诗经》的无名作者之后，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该是屈原了，他是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

　　在中国古代作家中，屈原的作品很早就传播到海外了。17、18世纪就有西方传教士以拉丁文翻译了《楚辞》。1815年，歌德注意到了楚辞，尝试翻译《楚辞》中的名篇《离骚》。这一尝试说明《楚辞》特别是《离骚》的艺术价值，是贯通中西的。

　　《离骚》是屈原最伟大的作品，这两个字的意思是“遭遇忧愁”。在《离骚》中，屈原的文学天赋发挥到极致。

　　诗人驾驭飞龙瑶象，驱使凤凰鸾鸟，忽而上叩天阍，忽而远至扶桑，或向宓妃求爱，或对巫咸陈词；打通了自然界和人世间，将历史人物、自然植物，用华丽的想象力融冶在彷徨幽苦的情绪之下，抒写自己与天地同久的忠贞和世间难容的苦闷。

　　无论是羲和、望舒、飞廉、宓妃等传奇人物，还是咸池、扶桑、穷石、洧盘等神话地名，还是鸾凤、飘风、云霓、如鸩等禽鸟与自然现象，屈原都信手拈来，汇集一处。读来不但不觉得繁复可厌，反而觉得新奇有趣，仿佛在品读一段美丽的烟霞锦幛，不知不觉被带入他的想象王国，与他同游。这种艺术手段是很高超的。

　　读《楚辞》者的境界有高下之分，南朝文学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才高者佩服《楚辞》的宏远编裁，贪巧的人猎取艳丽的辞藻，吟咏者衔取山川的描写，小孩子就拾取些香草之类的描写。”意思是，读者如果仅仅从《楚辞》里看到艳辞、山川、香草的奇异，那只能说舍本逐末了。《楚辞》之本在于其表现出来的正直和质实，那是屈原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人文情怀所凝聚而成的。这才是《楚辞》真正的艺术生命力。

　　在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有人劝屈原离开楚国。凭他的才华和声望，列国君王都求之不得。诸侯争雄的战国时代，人才的跨国流动再正常不过了。许多有识之士在本国得不到重用，便去其他国家谋发展。朝秦暮楚是当时人才市场的一大特色。

　　耿耿丹心的屈原却是“去国不忍”。报国未遂，远离楚宫，仍“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愿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屈原的伟大，在于他可以出走而坚决不走。“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爱国情怀，他一生秉持。

　　《楚辞》的文字不好读懂，需要看注释，主要有三部。一部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一部是南北宋之交洪兴祖的《楚辞补注》，补谁的注？补王逸的；再一部是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王逸的注偏重名物训诂，就是解释字词。洪兴祖的补注也着眼于此。他们对《楚辞》中的草木鸟兽、神话传说作了详尽的注释，旁征博引，寻根探本，成就斐然。

　　朱熹基本上采取了他们的注释成果，但把文字大大地简化了。比如《离骚》中“纫秋兰以为佩”一句，洪兴祖引用了《本草》注、《水经》、《诗经》疏、《文选》注等大量文本，多达600多字，只解释了一个“兰”字。而朱熹的注只是说：“兰，亦香草，至秋乃芳。”然后引了一段《本草》，字数不到洪兴祖补注的1/10，言简意赅，读起来又清楚又省时。

　　朱熹最下功夫的地方是对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的分析，往往能把《楚辞》文学特色说得很到位，有利于读者的理解。今天读《楚辞》，离不开朱熹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