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山南这个地方，是因为汪华东；或者反过来说也行，认识汪华东，是因为山南这个地方。此前同华东曾有一面之交，印象中，这个人思维敏捷，充满激情，言谈极富感染力。因为彼此忙碌，此后交往并不多。到了2019年上半年，华东和我的联系突然多了起来，这才知道，他在西藏山南市援藏。他向我介绍中国海拔最高、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行政乡普玛江塘乡，介绍边防连艰苦而忠诚的戍边战士，介绍边境上险象环生的山路，介绍援藏工作队开展工作的种种，他甚至给我发来山南边防部队自制的土木工具图片，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山南，山南，到山南来吧。到山南来，你就理解了什么叫‘老西藏精神’，什么叫守土有责，什么叫‘脊梁’，什么叫‘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在电话里，他的言辞恳切，声音急切，尽管因缺氧而上气不接下气。
山南，山南，到山南去。这似乎成了我这两三年内的一个梦想。援藏，这个我此前并不了解的概念，突然成了我思维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山南，这个我原本一无所知的地方，突然间像旗帜一般在远方飘扬，呼唤我走向它、走进它。这一切，都是从安徽省第七批援藏工作队进驻山南之后开始的。
2020年春节过后，我就下了决心，无论如何我得动身了，最迟不能超过6月份。然而由于疫情，眼看已经5月中旬了，我还是没有办法确定去山南的行程。在这期间，华东给我发了一个大大的文件夹，原来是援藏工作队成员写的文章。
连续数日，我都是在感动和感慨中度过的。首先让我感慨的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我们的援藏队员还能保持乐观的情绪，字里行间洋溢着充沛的激情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从这些文稿里，我看到了马鞍山的种子在山南的蔬菜大棚里落地生根，看到了芜湖市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在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孩子们的心里开花结果，看到了措美县艺术团在合肥的舞台上大放异彩，看到了“黄山大叶种翠绿1号”在错那县勒布沟茶产业基地冉冉升起，看见了“藏源山南号”航班、“西藏山南号”京沪高铁、“安徽援藏号”合肥1号线，携带皖藏人民的深情厚谊，奔驰在西藏广袤的土地上。
每一批援藏工作队员做了多少事情，都会有总结。然而，文字记载毕竟有限，那些故事更多的是写在山南人民的心里。我曾经同华东交流，请教他的援藏理念。他跟我讲了3句话：做稳定的压舱石、发展的加速器、友谊的连心桥。具体到工作层面，第七批援藏工作队思路十分清晰，一是实现由硬件到软件的转变。目前山南的很多学校和医院的基础设施都已经相当先进了，但是人才建设不匹配，设施得不到充分的利用，所以很多医院的院长和学校的校长都由援藏干部担任，借此培养当地干部的管理能力。二是实现由输血到造血的转变。由物资援助到项目引进，既授人以鱼，也授人以渔，发动当地群众自己干。三是实现由“管肚子”到“管脑子”的转变，从学生抓起，从娃娃抓起。以山南二高为例，这个学校是西藏最大的示范高中，援藏工作队的老师不仅给孩子们教授计划内课程，还尤其注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培养民族团结精神，组织师生到内地感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增强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感。2021年，援藏工作队还邀请了20多位宗教人士到安徽，看科大讯飞、看奇瑞，对这些人士更新观念帮助很大。
安徽省第七批援藏工作队的“三个转变”是援藏工作的一次成功创新，归根结底，这“三个转变”直抵本质——由物资援藏到精神援藏，由技术援藏到思想援藏，由阶段性接力棒式的援藏到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持久性援藏。
援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需要一群活生生的人去奉献。每期3年，背井离乡，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乡村，从内地到边疆，既要克服离愁别绪，还要克服高原反应。我一遍一遍地阅读稿件，不断被那些炽热的话语所激励，“虽然过节无法与亲人团聚，但我们帮助了许多人”“每个藏族孩子都是一朵格桑花”“我还会回来看看美丽的羊湖、美丽的雪山、美丽的浪卡子”……
阅读中，我似乎看到了这样一些场景。在一次急诊抢救中，一位高原反应严重的医生，冒着危险冲进急救室，为藏族同胞做手术。也是这位医生，在十分艰难的环境里，完成了浪卡子县第一例无痛分娩术、第一例深静脉穿刺、第一例椎管内术后镇痛及静脉镇痛……还有一位教师，入藏前父亲去世，安排了父亲的后事，毅然进藏，用他的话说，缺氧不缺精神，使命在身，不敢轻言退却。因为高原反应，这位教师的右膝关节经常出现突发症状，导致行走不便，但他仍然坚持上课，不仅教孩子们画画，还同当地藏族老师密切交流，传授绘画技巧和教学方法，以保证在援藏工作队离开之后，绘画教学仍然能够持续发展。
第七批援藏工作队的副领队，挂职担任山南市政府副秘书长，要负责工作队和联系部门、分管科室的具体事务，最忙的时候，每天要打80多个电话。忙成这样，他还认了3个藏族女儿，都是残疾孩子，其中还有父母双亡的孤儿。周末有点时间，这位同志就要带上这3个女儿去逛超市，吃美食。到了援藏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位同志看着依依不舍的3个女儿，向总领队提出留在西藏，长期援藏。
一位在山南市人民医院工作的援藏女医生，一边治病救人，一边教学，深感山南医学人才匮乏，毅然决定留下来。她在申请书里写道：“我在藏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藏区同胞的健康。国是中国，家是西藏，死而无憾。”
措美县有一位孤寡老人，不适应供养中心的气候，援藏干部得知后，协调资金、人力，维修老人在村里的住房，并每月走访一次。有人问老人，一个人住行不行，老人骄傲地回答：“我不是一个人，我的孩子在县里工作，会经常带着蔬菜水果来看我。”
援藏的故事很多，工作队员们的付出更多，有回报吗？有。
一位女教师在文章里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她在山南支教年头已久，身体抵抗力也越来越差，经常头疼失眠，往往一节课上下来，话都说不动。一位名叫达娃的藏族女孩用了整整一下午在树林里采了一盒蘑菇送给她。女教师看着这个浑身沾满泥水的孩子，问她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采蘑菇，这个腼腆的女孩低着头说：“老师 ，蘑菇可以抗‘高反’”。
一位审计人员在浪卡子县开车遇险时，是当地藏民帮助他渡过了难关。
一位老师在下班之后回到宿舍，发现窗明几净，连厨房都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是几个只有十来岁的孩子放学之后悄悄干的。
在同援藏总领队的通话中得知，感人的事情很多，队员们大都是克服了很多实际困难来西藏的，有的同志患病还念着工作，非常珍惜这几年的援藏时间。但是，总领队说：“我们还是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虽然是来援藏的，但我们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因为我们在帮助山南人民的同时，也需要山南人民的帮助。想想边防部队的官兵，想想隆子县的那个‘三人乡’，他们为什么不下山？因为他们在那里，就意味着那里是我们的国土。他们在守卫祖国，他们在为我们提供标杆，他们在帮助我们净化心灵，他们在帮助我们享受安宁幸福的生活。”
是的，援藏不是单方面的赐予，而是双向帮助。这么多年来，在山南人民的心里，安徽人就像亲戚一样。在山南的大街上，有安徽大道，有安徽援藏家园，还会有更多的安徽元素。同时我们也相信，在江淮大地上，必将会出现更多的山南元素。
山南市琼结县有个藏族妇女扎西央宗，丈夫王勇是汉族人， 因工伤双目失明、双耳失聪，失去工作能力，但央宗没有放弃给丈夫治疗，做各种小买卖维持生活，养育一双儿女长大。山南电视台决定就央宗的事迹做一部短片，一名援藏记者受命采访，她在文章中说：“初见面时我很震惊。王勇已经62岁了，可看上去皮肤紧致，红润细腻，能吃能睡，心情愉快，完全不像常年在高海拔地区生活不能自理的失聪、失明病人！而扎西央宗看上去却比大她16岁的丈夫还要苍老，她的付出可想而知！”央宗会说汉语但不善言辞，拍摄数次出现僵局。女记者拉着她布满老茧的手和她聊天：“白天要照顾老王，你就等他晚上10点睡了再出去。骑电瓶车一个半小时到市区，卖完花回家。早7点还要做好早饭。作为女人，这样做值吗？6年了，靠什么坚持？”一番话勾起扎西央宗无限心酸，泪水夺眶而出，她张口道：“我们是一家人啊！”
这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却让我无限感慨——援藏也好，奉献也好，帮助也好，回报也好，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