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动心》（山东画报出版社）是我创作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塑造了作家徐生白的人物形象。小说中的徐生白在文学界拥有盛名，读者和他自己都认为，他正处于创作的巅峰状态。可是当他访美归来后，却突然发现自己枯坐电脑前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似乎一夜之间江郎才尽了，心绪颇为烦乱。他在《庄子》等书中寻求精神慰藉，力求在纷乱的世界中达到无所动心的境界。在查出患上癌症后，徐生白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再也不能像之前所想象的那样生活于无所动心的“理想状态”之中了，作为丈夫、父亲、儿子、哥哥，他没有一件事可以置身事外……
乍看之下，这是一部反映当下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但主人公徐生白已不是生活于单一的文化环境中，而是游走于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场域里。这在全书伊始便有体现，徐生白在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后，坐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的候机楼里，准备搭乘飞机回国。这是一幕典型的人在旅途的场景，而且是在跨国界跨文化的旅途中。此外，全书下半部分在相当多的篇幅中将故事的发生地设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这不仅为整部作品涂抹上了一层浓郁的异国情调，也为展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真切的舞台。
从精神气质上看，《无所动心》的主人公徐生白与德国大作家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有一脉相承之处。歌德塑造的这一人物源于中世纪德国的民间传说。浮士德尽管学富五车，但书斋中沉闷的生活使他生机全无，他渴望到屋外的广阔世界信马由缰。魔鬼梅菲斯特乘虚而入，允诺赋予他常人没有的魔力，重温青春的激情，建功立业，阅尽人间春色，条件是他必须把灵魂抵押给前者。浮士德喝下魔汤后恢复了青春，历经爱情、政治、事业的悲剧性体验，最后豁然开朗，发现了人生真谛：人必须每日每时地追求幸福与自由，随后才能享受幸福与自由。虽然依照契约，魔鬼收走了他的灵魂，但上帝鉴于他的虔诚，派天使从梅菲斯特手中救出他的灵魂，引领其踏入天堂。
相比之下，徐生白自然没有浮士德上天入地、穿越古今的传奇经历和宏大气魄，但就其不囿于原有的生活状态，不倦地拓展自己的生命边界，不停地叩问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点上，与浮士德不谋而合。屈原《离骚》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他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功名成就后，徐生白尽管生活优渥，但种种外界的纷扰使他心境难以平静，他力图通过阅读古籍、操练气功让自己的心境臻于无所动心的境界。随后，罹患癌症和家庭的一连串变故使他身心俱疲，他在情爱的海洋中游弋，想借此寻觅人生的幸福，但最终陷入凶险的漩涡而无力自拔。
徐生白这一形象的孵化既与我日常对欧洲文学的研读有关，又与我的工作经历密不可分，它是我从事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的产儿。2007年至2009年，我曾在德国汉堡的孔子学院工作，其间亲身经历了许多书本上无法获得的跨文化交流体验。我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别了，日尔曼尼亚》便是以那段在德国的生活经验为蓝本创作的。新作《无所动心》后半部分一些主要人物都在那不勒斯和邻近的卡普里岛登场。我之所以能将异国背景融入书中，与我2019年在那不勒斯东方学院为期三周的访学经历有关。没有那段经历，许多细节根本无法臆想出来。
虽然《无所动心》从人物设计和场景安排上带有异域文化的色调，但它同样蕴含着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作品在结构上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全书20多章都以《易经》中的卦象冠名，各个卦象间联结为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暗示着人物命运的走向和情节的趋势，这大大丰富了小说文本的意蕴和内在的张力。《易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典。尽管它是一部占卜书，但用法国汉学家汪德迈的话来说，它内蕴的占卜理性以形态学为基础，关注零散事件间的关联。尽管忽视了因果链，但其聚焦的众多图形的组合变化，对应着无穷无尽、新变迭出的宇宙天地间的整体变化。《易经》中的64种卦象是对外部现象世界无穷偶合抽象化后的模型，借此揭示隐匿在表象背后的秩序与法则。这一貌似神秘的古老智慧在大数据年代有可能获得新生。虽然工具和手段发生了飞跃性的发展，但当代的大数据和占卜的相通之处在于，不去深究现象世界背后的因果链条，而是在浩繁的表象中寻找相关性，展示大千世界的潜在秩序。大数据理性的这一“返祖”现象为《易经》中古老卦象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契机。
而将《易经》中的卦象符号运用到文学作品的文本中，我的做法是通过它们内在的符号关联，喻示文本潜在的意蕴与结构——这成了中国古老传统在当代的复生。更有趣的是，《无所动心》并不是纯粹由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标题来源于古希腊语的词汇“不动心”（ataraxia），它是斯多噶哲学的术语，意指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超脱境界。而中国古代哲学也有类似的观念，道家推崇的“真人”同样站在了这一众人仰视的位置，“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无，实而若虚；处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识其外；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仿佯于尘垢之外而消摇于无事之业”。（《淮南子·精神训》）
文学作品是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无所动心》这部作品本身成了中外文化交融的产物，它同时也寄托了我的思考——传统文化复兴的可能与新时代文化的潜力何在。
（作者系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