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版:华文作品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2年11月20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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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刘绍棠老师

祝 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2年11月20日   第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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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心里,刘绍棠老师简直是为写作而生的。他10岁时第一次写作文,就写了一部“长篇作文”《西海子游记》,整整写满了5册作文本。1949年10月,他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微型小说《邰宝林变了》,从此开启了他的创作生涯。第二年一年之内写出了20多篇小说,发表后引起文坛关注。1951年9月,他被作家协会保送到通州潞河中学读高中,也是这个月,刘绍棠的《完秋》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受孙犁赏识。他在读高中时发表短篇小说《青枝绿叶》,被收入高二语文课本,那时,刘绍棠还在读高中,他学的课本上就有他自己的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刘绍棠是最“红”的青年作家,受到叶圣陶、孙犁这些文坛耆宿的关注,被孙犁视为“得意门生”。

  新时期开始后,刘绍棠老师是带着《蒲柳人家》强势归来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刘绍棠老师先发表了一批中短篇,诸如《蛾眉》《渔火》《荇水荷风》《鱼菱风景》《瓜棚柳巷》《二度梅》《小荷才露尖尖角》等,但他的主战场是在长篇小说,不止出版了三部曲《地火》《春草》《狼烟》,仅在1986年,就出版了《京门脸子》《敬柳亭说书》《这个年月》等多部长篇小说,1987年出版了《豆棚瓜架雨如丝》,1988年出版了《野婚》《水边人的哀乐故事》。

  创作是一个作家终生的事业,这个事业不是依赖某一部作品完成的,就像刘绍棠老师,尽管不到20岁就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这使他的创作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但那也只是起点而已,他们创作的主体部分,必须在人到中年以后才能完成,因为文学世界的创造,不只依赖才华,更依赖人生的历练,在80年代“卷土重来”之后,必然爆发出更加强劲的写作能量,刘绍棠老师完成了一系列长篇小说。可以说,一个作家一生的创作是一部大作品,反映出一个作家创作的韧性、持久性、吞吐量和综合实力,最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对于写作的忠诚,像屈原一样“虽九死其犹未悔”,既不因外界因素而放弃,也不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转移。我们看待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时,也必须把他一生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只看他一时、在一本书里的表现,尽管某一部作品有可能集中地展现他的才华。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创造的不应该仅仅是一座单体建筑,而是像故宫那样,成为一个建筑群。这个建筑群是高低错落的、彼此配合的,甚至可能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这才是一个作家创作的真实、鲜活的样貌。正如刘绍棠老师,以他一生的创作,构筑了中国乡土民间的壮丽史诗,这是刘绍棠老师的创作给我最好的启发。

  2

  我认识刘绍棠老师的时候,是我1986年上大学以后,也就是他接二连三推出长篇小说的日子。我每次去和平门那座红帽子楼,都会提前打个电话,选定一个下午去看他。他一般上午写作,中午休息一会儿,下午会客。那时刘老师五十出头,还不到我现在的年纪,但他很有危机感,因为他已经失去了20年时光,他要把这丢失的20年抢回来。

  每次我去拜望刘绍棠老师,他都非常高兴。我们聊他正在写的小说,他也建议我应该读什么书。外国作家,他推崇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主张我多读19世纪欧洲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作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雨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司汤达《红与黑》,还有屠格涅夫的大量散文,我都是那时读的,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我是在30多年后写作长篇小说《国宝》时才读。刘绍棠老师去世后,我在一篇怀念文章里写:“刘绍棠老师总令我想起屠格涅夫,亲爱的老屠格,像俄罗斯的河流一样不朽,像初恋一样洁净,像秋日的天空一样辽阔。刘绍棠老师的善良明净,让我们对他总是心存感激。”

  刘绍棠老师知道我读书多,也写了不少书话文字,遂主张我的写作从书话开始。我们这代人,与刘绍棠老师那代人截然不同,他们在生活中摸爬滚打,有着丰富的乡土生活经验,这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所以他们的作品大多取自直接经验,而我们是从学校到学校,再到工作岗位,生活经历狭窄,这限制了我们写作的发展,至少对我而言,写作题材大多取自间接经验,也就是从书本中获得,这培养了我们的思辨力,而少了许多原始的激情。1996年,我出版《文明的黄昏》一书,请刘绍棠老师写序,刘绍棠老师在序言中说:“90年代作家比50年代起点高。”“看到他们在生活和创作上的理智、冷静、潇洒、俊逸,使我对21世纪的中国文学事业充满希望。”“我常说这一代人灵气很高,底气不足。希望这一代青年别怕磨难,生活的酸甜苦辣咸都尝一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因而非常希望他们重视深入生活,到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去充电和补给。”

  那时候的我,正如绍棠老师所说,底气薄,心气旺,却完全不自知。人到中年,历经生活磨难之后,才明白了山高水低,意识到绍棠老师所说,全是金玉良言。

  对我个人的创作,刘绍棠老师夸赞了一番,最后说:“我是写小说的,曾暗中希望祝勇年岁大一点儿,能够改行写小说。祝勇的散文越写越多,越写越好,我反倒更希望他成为散文专业户,不要改行了。”字里行间,流露出绍棠老师如师如父的体贴关心。想到斯人已逝,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

  那时的刘老师心情愉悦,他的小说创作也进入了他一生中的黄金期。他十分珍惜自己的创作机会,他心中藏着一个完成12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他给自己设定的截止时间,为1996年。

  自1984年到1996年,刘绍棠老师完成了9部长篇小说,分别是:《京门脸子》《敬柳亭说书》《这个年月》《十步香草》《豆棚瓜架雨如丝》《野婚》《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孤村》《村妇》,加上他在“隐居”儒林村的20年中完成的三部曲《地火》《春草》《狼烟》,刚好12部。

  诡异的是,刘绍棠老师怎么知道他一生创作的长篇小说总数是12部?而刘绍棠老师在完成他的第12部长篇小说之后,第二年(1997年)就去世了,为什么老天不给他时间去写他的第13部长篇小说?为什么刘绍棠老师不说自己要完成15部、18部、30部长篇小说?

  长时间的写作,严重耗损了刘绍棠老师的身体,他太想写了,他的写作负荷太重了,以至于在这十几年中,他每日不停地写,可以说焚膏继晷。1984年是刘绍棠老师从中短篇小说转向长篇小说的一个节点,我们看到的多部长篇,都是刘绍棠老师在1984年之后推出来的,但很少有人知道,那是他在大病一场之后,在静养的3年中完成的。1988年,他又因突发脑血栓住进了宣武医院,虽经抢救治疗,暂时没有性命之忧,却造成左体偏瘫,用他自己的话说,从此沦为“老、弱、病、残”四类分子,他出版随笔集也以此命名,叫《四类手记》。我记忆中的刘老师,行动一直是不灵便的,说话时发音也有些含混不清,只是我与他相熟,所以交流没有障碍。所幸他的大脑和写字的右手并未受损,他就继续写(刘绍棠老师一直是手写,刘绍棠老师的夫人曾彩美老师为他承担一些抄稿的工作),长篇小说一部接一部地完成,只为完成12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宏愿。1996年4月,我给刘绍棠老师家中打电话,久无人接,我心有不祥之感,因为此前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几天后再打,曾彩美老师接了电话,说刘绍棠老师病危,住进医院了。我问什么病,她说是腹积水,重达9公斤,但他强忍着不说,依旧专心写作,实在忍不了了,才去了医院。数日后专家会诊,说不是癌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刘绍棠老师出院后我去看他,他依然是有说有笑,不改幽默本性。我看他时,他正蜷缩在病榻上,梳理、校订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村妇》。

  他身体不好,我想去看他,又怕打扰他休息,毕竟接待来客是一件很耗神的工作,而且我只要去,我们就忍不住会聊一个下午。我默默地关注着他,他也同样默默地关注着我。他称我们是忘年交,实际上我们之间保持的是一份淡淡的、持久而真纯的友谊。几次开会时见到他,他总被一些人物簇拥着,我便远远地望着他,尽量不上前打扰,有时见他的视线无意地扫过来,我便微笑着向他点头,不知他看到没有。有一次他急了,坐在主席台上,对着麦克风就喊:“祝勇来了没有?”我坐在下面,连忙举手。他看见,不禁笑了。

  刘绍棠研究专家、《刘绍棠全传》作者郑恩波先生对我说,1997年刘绍棠去世前一星期,他去看刘绍棠,刘绍棠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太累了,先休息一会儿。”

  在我心里,刘绍棠老师不只是为写作而生,他也是为写作而死的。

  3

  有人说刘绍棠的笔调太土,我认为他们所说的“土”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刘绍棠以乡土为主题,他的笔一辈子没有离开养育他的通州北运河,二是刘绍棠坚持现实主义路线,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活色生香、变幻无尽的文学实践面前显得“老土”,显得“落伍”。即使在西风美雨强劲、各种现代派手法轮番上阵的80年代,刘绍棠依然坚信:“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们表现出它们本国和本民族的风格、特色与气派。我们眼中的‘洋气’,正是这些外国文学作品自身的‘土气’;而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越具有中国的‘土气’,在外国人眼里也最‘洋气’。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外国作家以中国民族的风格写他们的生活,将是滑稽可笑的;而我们中国的作家以外国的风格写中国生活,也必然不伦不类。”

  刘绍棠老师曾用自己的经历举例,他有一次前往南斯拉夫参加国际作家会议,特别穿了一身中山装,脚上配了一双三截头皮鞋,结果到了南斯拉夫,他到商店买水果,女经理看他这身打扮不禁一笑,说:“30年代农夫的鞋子,穿在了80年代先生的脚上。”原来这种皮鞋在南斯拉夫是半个世纪前的农民穿的。反过来,他看到我们农村姑娘脚上穿的绣花布鞋,却被当地女郎当作时尚,穿在脚上翩翩过市。

  新时期作家中,我无疑是喜欢先锋小说作家的,他们的作品给我的内心造成的震荡是深刻的,但我同样喜欢刘绍棠、路遥、古华这批现实主义作家,而且随着年深日久,后者愈发显示出他们深沉的力量感,就像流水中的石头,因为其自身的重量,才能永远姿态沉稳地应对着水流的冲击。在日新月异的变动中,这些作家用自己质朴无华、沉郁浑厚的作品证明了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文学创作并没有过时。我从前只知道,刘绍棠老师的民间文化积淀深厚,他号称是北京“土著”“‘真正老王麻子’牌的北京人”,北京的风土人情、世态俗相,他太熟悉,对评书和京剧,他格外喜欢,写民间江湖,他真是闪展腾挪,游刃有余。他去世20多年后,我开始通读20卷本《刘绍棠文集》,才对他有了更全面、甚至可以说是全新的认知,知道他对古代精英文化传统的学养极深,他的一系列论说古典文学的随笔,真知灼见不亚于“学院派”。包括我到中年以后才开始痴迷的苏东坡,刘绍棠老师早在1995年就写过专文论述。单看刘绍棠老师小说的起名,就闪耀着中国古典文化的意象之美。可惜我开始一点点读懂刘绍棠老师时,他已仙逝20余年,我永远不会再有机会,能与他面对面地交流。

  刘绍棠作品的价值魅力不会在时间中折损,他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民族风格的坚守,不是未卜先知,并非有先见之明,而是出于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深刻认知,来自对于自我和世界的深刻的省察。我想起汉娜·阿伦特的一句话:“当一个人不可诱惑、不可冒犯和不可动摇的时候,他身上就具备了某些迷人的东西。”

  关于刘绍棠的“土”,刘绍棠的北大同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段宝林先生说过一件事:刘绍棠在一个晚会上曾经流利地背诵“三言二拍”中的小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段宝林说:刘绍棠虽是天才,但他同时下过很大工夫。刘绍棠其实并不土,他对外国文学是努力学习过的,他把肖洛霍夫作为自己的榜样。段宝林认为:刘绍棠的文笔在中国作家中少有,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传统应该得到继承。

  1991年11月27日,刘绍棠老师在给我的题辞中写:“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点,乡土题材——题赠祝勇同志”。这是他一生创作的宗旨,尽管我不从事乡土文学创作,但创作的道理是相通的。我努力在后来的创作中体现刘绍棠老师的“十六字方针”——我广泛地游走于中国乡土,表现的就是“地方特点,乡土题材”,只不过这个乡土,并不是我生长的本乡本土,而是更广义的乡土,是广袤的山河大地,而“中国气派,民族风格”,更是我一直坚持的写作信条,哪怕后来进了故宫,从事故宫题材的写作,也是通过这些留存至今的古代建筑和文物,去体现我们民族文化的菁华。按照刘绍棠老师引领的方向前行,我觉得自己的创作之路不是越走越窄,而是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