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中文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2年08月12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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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下):司马迁是个好“编辑”(子曰诗云)

熊 建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2年08月12日   第 11 版)

  为刺客做传,是《史记》一大特色。豫让击衣,则是《刺客列传》里的名场面。

  春秋末期,晋国国政由六大家族把持,相互攻伐。其中智氏最强,先后灭了范氏和中行氏。公元前475年,智伯成为晋国执政。因卿大夫赵襄子拒绝献出封地,智伯联合魏氏、韩氏两家对赵氏发动“晋阳之战”。

  快撑不下去的时候,赵襄子派人向魏、韩陈说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魏氏、韩氏临阵倒戈。结果,智伯被赵襄子擒杀。然后,三家分割了他的属地,并将晋国完全瓜分了。这就是开启了战国时代的“三家分晋”。

  智伯的家臣豫让为了复仇,更名改姓,伪装成一个受过刑的人,进入赵襄子的宫中干杂役,负责打扫厕所,寻机刺杀赵襄子。有一次,赵襄子上厕所时感觉这个人不对劲,就派人将豫让抓来查问,结果发现他身上藏了匕首。问明理由之后,赵襄子认为他是一位义士,就放了豫让。

  豫让不死心,用漆涂身使皮肤溃烂,又吞咽火炭,烧坏声带,改变声音,继续谋求刺杀。当打探到赵襄子某天的行程后,豫让埋伏在桥下。可是,当赵襄子到了桥边时,马发出惊嘶,豫让暴露了,被抓获。

  赵襄子问他:“你不是曾经也为范氏和中行氏服务吗?智伯杀了他们,你为什么不为他们报仇,而独为智伯报仇呢?”

  豫让说:“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这句话的大意是,我侍奉范氏、中行氏,他们都把我当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

  赵襄子很受感动,但又觉得不能再把豫让放掉,正犹豫怎么处置他时,豫让开口了。他向赵襄子提出一个出乎人意料的请求:“我今天肯定活不了了,请你脱下一件衣服,让我刺杀一下衣服,这样我就死而无憾了。”

  按照旧本《战国策·赵策》的记载,豫让拔剑击刺衣服,衣服出血了;赵襄子回车要走,车轮没转一周,赵襄子就死了。豫让这才伏剑自杀。

  司马迁在写这段时,删去了这种超现实的桥段,只是说:豫让击刺衣服后,伏剑自杀。按照他的理解,豫让击衣不过是象征性举动,绝不会发生那样荒诞不经、脱离现实的后果。因此,司马迁特地在豫让说完“让我刺杀一下衣服”后加了一句——“用以达到报仇的意图”,表明击衣的用意。

  经过这样一番编辑和改造,一段蒙着奇幻色彩的史料,在司马迁手里恢复了信史面貌,同时,更加深了豫让这个人物的悲剧性,给这段故事增添了更多悲壮气氛。

  这种对历史事件叙述方式的改编,体现出司马迁严谨、细致、深刻、实在的编辑思路。

  此外,作为一部从黄帝写到汉武帝、贯穿数千年的通史,《史记》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一些较古的史料。当时的人看古文字,跟今天的人看文言文一样,理解上也有困难。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体验,司马迁行文时很注意消除古代文献史料的语言隔阂。

  怎么消除?翻译。不是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是同一种语言的古今转换。可以说,是不是善于翻译,体现了编辑水平的高低。我们的太史公显然是个中高手。

  古书里充斥着古奥艰涩、佶屈聱牙的字句,司马迁进行译释时,有的是把古词语翻译成通俗词语,好比当时的白话,契合了当时读者的阅读体验。

  比如写《五帝本纪》要引用《尚书·尧典》。原文说“钦若昊天”,他写成“敬顺昊天”,“宅朔方”写成“居北方”,“庶绩咸熙”写成“众功皆兴”。《刺客列传》采用《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把“光伪足疾”译作“公子光(人名)佯为足疾”。《鲁周公世家》采用古文《尚书·金縢》,把“祇畏”译作“敬畏”。

  如果直译难明,有时近乎意译。如《五帝本纪》采用《尚书·尧典》,把“畴咨,若时登庸”译作“谁可顺此事”。

  有时为了突出某种含义,使语言更加显豁,表达更加精准,司马迁会酌情增加文字进行译释。如《战国策·燕策》里说:“太子送(田光)至门,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刺客列传》采用时在“曰”字前加了一个“戒”字,成了“戒曰”,这就是在叙述中突出表现了太子丹说这话的用意和郑重、诡秘的情态,凸显了太子丹多疑的戒备心理,让接下来田光的自杀一幕更具悲情。

  司马迁这种“翻译”方式和编辑手法,免不了要增加文字,但为了让文章通俗易懂,他并不在意。从提升传播力的角度看,司马迁的“翻译”初衷和讲故事方式,值得今天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