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刚入大学时，听一位东欧汉学家的讲座，讲的是外来语“葡萄”一词传入中国的历史。这位学者挺有名，学问也很高深，但他的汉语口语却让人不敢恭维。欧洲的汉学研究历史很长，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能说地道汉语的外国人还很少。

　　如今却不一样了！在影视作品、文艺演出和日常生活中，常有外国人用流利的中文侃侃而谈，他们是学生、记者、学者、游客甚或外国政要。不但在国内，我们常能遇到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人，在国外，也能遇到懂中文的外国人。中文的影响力越来越广既是中国快速发展的结果，也是几代国际中文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的成果。其间甘苦，一言难尽。

　　●产后40多天，第一次登上汉语教学的课堂

　　在成为汉语教师之前，我和先生施光亨就有缘接触了外国留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就有留学生，他们专修两年汉语后入系跟中国学生一起上课。那时，上课没有教科书，老师讲课，学生记笔记。而要让留学生完全听懂古代汉语、文学史等课程并记下笔记谈何容易！所以每个留学生都有固定的中国同学进行辅导，每周两次。我和光亨是匈牙利同学的辅导员，我辅导的女同学叫巴琼妮。她聪明、努力，但各科笔记仍难免有漏记的，也有诸多疑难问题，我每次要花几小时答疑，帮助她补记。其他人的情况大都如此，这项义务工作让我们对外国人学习汉语有了一些感性认识。

　　1961年，我们本科毕业。那年，教育部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出国教汉语的储备师资，要先学3年外语。我和光亨学的是阿拉伯语，3年后到北京语言学院工作，开始了我们漫长的汉教生涯。

　　我到校报到不久，就生下了女儿，产后在天津由姨母照料。不料刚过40天，我就收到学校的电报，令我立刻回校，说新来的阿尔及利亚学生急需懂阿拉伯语的老师。当时，孩子如何抚养还在商议之中，要我马上回校令我措手不及。焦急中，发现姨母家附近有一个为地质队员设立的托儿所，可以收托婴儿。虽然不舍，但最后还是狠心把孩子送到了托儿所。就这样，我在休假46天后回到北京，第一次登上了汉语教学的课堂。

　　那时，老师基本都住校，有家的也只在周末才能回去，因为从早到晚都是工作时间。白天课时很多，每晚必去学生宿舍辅导，关注学生学习、生活状况。

　　●在从事国际中文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收获了友谊和成就感

　　改革开放后，汉语教学更加规范，我们也有条件把主要精力投入教学、科研事业。我们和志同道合的伙伴总结实践经验，编写了多部教材和辞书。光亨在东京外国语大学任教时，发现新闻阅读课大都是临时选些报上的消息作为教材，而新闻的时效性强，不能重复使用，也无法总结提高。他提出一个新思路——把教材按内容分为20个专题，如访问和会谈、政治、经济、卫生、体育……选出各专题常用的词语和句式，编成阅读短文和练习，讲解时注重引导学生掌握各类新闻的语言特色及理解路径，而不仅仅是让学生读懂某篇报道。为此，我们编写了《新闻汉语导读》一书，其日文、韩文注释本在日本、韩国出版。

　　退休前后，我和光亨合作主编了《汉语教与学词典》，从教学实际出发，提供较多用例，并有“比较”和“提示”。2011年，该书初版印刷5000册，很快售罄，2014年已再版。有的年轻同行说，他们就是怀揣这本词典出国任教的，它提供的释义和比较的实例减轻了他们备课的压力。

　　光亨还编写了《汉语口语词词典》，遵循先师王力先生早年提倡的原则：注重研究中国人“习而不察”但外国人却以为特别之处。如一位日本教师说汉语十分流利，水平不低，可他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常说“看你说的！”“说的”应该听啊，怎么能“看”？作为资深教师，他又不好意思问人这样看似简单的问题。读到光亨对这个惯用语的解释，他恍然大悟，说解决了他长期以来的疑惑。

　　在从事国际中文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也收获了友谊和成就感。光亨曾对年轻同事说，教师要像鲁迅怀念的藤野先生一样从教、为人、关爱学生，多年后，学生可能不记得你的名字，但却记得有一位使他铭感终生的中国老师。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到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任教时，所在的系是全非洲唯一的中文系。而现在不仅埃及，全非洲的中文教学都有极大发展，其中很多系科是我们的学生亲手建立的，有的学生还当了系主任。我们所教的第一届学生穆赫森·法尔加尼博士成为著名汉学家，翻译了中国古代经典作品《道德经》《四书》《战国策》《列子》《孙子兵法》《离骚》及大量现代文学作品，先后于2013年和2016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和“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

　　这里还要插说一段小花絮。大约 20年前，一名韩国学生拿了一张跟多国同学的合影给我看，我忽然发现其中一个女生酷似我当年辅导的巴琼妮，就问她这个同学是不是匈牙利人？韩国学生惊讶地问我怎么会认识照片上的人？我说我认识的是她的母亲。后来证实，她果然是巴琼妮的女儿，已经是第二代匈牙利来华留学生了。

　　●女儿施正宇也在教留学生汉语，已有20多年的教龄，成了北大教授

　　如今，不仅有第二代来华留学生，我们的女儿施正宇，那个因我紧急受命早早被送全托的婴儿也在教留学生汉语，而且已有20多年的教龄，成了北大教授。

　　上世纪70年代初，施正宇每天放学都会到北京语言学院主楼办公室来。一天，两位老师正在录制一段跟孩子对话的课文，见到她突发奇想：何不就让她充当其中孩子的角色？女儿虽有些胆怯，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

　　不久，一位老师跟几个阿拉伯学生在校园里遇见女儿，就对他们说，你们听到的录音里的孩子就是她！

　　改革开放前，来华留学生跟普通中国人交往的机会还比较少，那些学生听了很是兴奋，就用刚学到的句子问施正宇“你几岁？”“上几年级？”女儿落落大方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那次跟学生的对话，可以算作女儿最初接触汉语教学的经历。后来她正式入职北京大学，当了汉语老师，由于我家有两个施老师，她有时就被称为“小施老师”。在她开始从教时，我常常跟她一起备课，指点一些注意事项，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学期。如今，她正在钻研汉字教学和国际汉语教学史，成了“教二代”。

　　北京语言大学建校40周年时，我写过一首小词《江城子》，虽系旧作，因其代表了我的心声，在此作为本文的结语吧：“喜闻洋人唱京腔，荧屏上，足风光。司空见惯，热闹也寻常。谁知当年坎坷路，甜酸苦，我辈尝。手植桃李渐成行，鬓成霜，又何妨？华夏文明，唯愿传四方。寄语新人齐奋力，风正好，把帆扬。”

　　（王绍新，1964年起在北京语言学院工作，其间曾赴埃及开罗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任教，1998年退休。主要著作有《课余丛稿》《汉语英语阿拉伯语科技词典》《汉语教育学词典》《隋唐五代量词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