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约四千年前的大禹治水传说，是华夏部落战胜大洪水的历史印迹。禹迹的历史记载则出现于西周。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禹迹的文化表达日趋多元，禹迹也遍及中国各地的山川形胜之间。

　　最早的禹迹： 

　　地理发现时代的见证

　　20世纪60年代，中国河南偃师二里头考古发掘中出现了早于商的宫殿和宗庙遗存。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被认为是先秦文献所载的禹都之阳城，约始建于公元前2070年。现代考古学和历史学也由此重新认知夏及大禹治水的真实性。

　　考古发掘证实，距今1万至4000年的黄淮流域、长江中下游和太湖平原已有多个区域文明。伴随稻作农业诞生了水利工程。距今约4000年时发生了世纪性大洪水，其影响贯穿了尧、舜、禹时期。《史记·殷本纪》记载：大禹治水以后，“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中华文明进程迈入了全新阶段。

　　从夏至春秋战国2000多年间，中原城邑王国蜕变为西周封建制下的诸侯列国，从游牧过渡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系。其间水利的历史意义不仅体现在水对农业提供着重要支撑，更重要的是，在伴随治水的疆域扩张过程中，我们先民逐渐形成了对山川地理和水土资源的认知。这些认知以“禹迹”记录下来，经过若干代的采集、整编梳理而构成了中国最早的地理论述，主要集中于《尚书·禹贡》《山海经》《汉书·地理志》以及《诗经》《左传》《吕氏春秋》等先秦著作中。

　　夏、商、周皆以城邑邦国为政治中心。不同文化地域也有各自的治水传说。大禹治水开启了华夏疆域认同的时代。西周指称禹治水的“九川”“九泽”，应该是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禹迹，与现代地理大多可一一对应。

　　对后世影响最多的“九川”是禹河，即公元前7世纪之前黄河下游的水道，其流经冀州地今河南、河北至天津入海的多支水道，被认为是禹疏的“九川”。司马迁这样记载：“（禹）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渤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 在先秦文献中被指代为禹迹的还有黄河流域的积石山（“导河积石”）、壶口龙门山（“禹开龙门”），长江流域的岷山（“岷山导江”）等。到了汉代，蜀郡的禹穴、会稽郡的大禹陵也被官方认作为禹迹。

　　这些治水活动，超出了各部族曾经的疆域山川认知。至迟西周时“九州”及其“九川”的中国疆域和政区架构已经形成并诞生了最早的政区和江河之名。九州、九川不仅仅是西周疆域的表述，更是国家地理认知的源头，由此开启了中国人地理发现的时代。禹迹是这一历程的见证和文化表达。

　　历史进程中的禹迹：

　　从一条条河流演变为文化空间

　　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仿效西周将受封的疆域表为“处禹之都”。遂、齐、秦等国先后铸鼎，宣称自己封国来自禹的疆域，自己的土地“鼏宅禹迹”。晋甚至指称平地隆起的山丘为“夏墟”，是其先王受封之地。至此禹被奉为共同祖先神，禹迹由河流变为描述特定的区域，祭祀祖先神的禹庙则代表禹迹的所在。自西周而明清，禹迹世代叠加。魏晋南北朝、宋元之交、明清之交大量移民，又将大禹崇拜带到新的家园，更多的同名禹迹或禹庙出现在大江南北，成为寄托家国情怀的精神纽带。

　　西汉时，黄河下游频繁决口，治河工程牵涉上至朝廷、下至百姓的切身利益，大禹水神的地位凸显出来。大禹治水被赋予了水利是国家行为的属性。禹被奉为治水之神、水利的行业之神。作为水神，禹最早供奉在四渎庙中。唐宋以后在大江大河堤防险工段建河神庙，禹庙成为祈求江河安澜、凝聚力量的所在。秦汉之后，禹为祖先之神、治水之神的地位，赋予了禹迹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形成了华夏之内禹迹无处不在的自然与文化景观。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禹迹的源头是“禹”从人到神的转换历史。禹迹在各历史时期不断叠加，在此过程中甚至不乏迷信、荒诞的内容。拨开附着于表面的“历史灰尘”，我们仍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禹”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神、治水之神。作为记录大禹功绩的禹迹，是夏商以降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先秦至清代各历史时期，移民迁徙他乡异域而树立的共同先祖，是凝聚力量的精神纽带；更是中华民族面临困境坚忍不拔，奋斗不息的文化图腾。

　　禹迹“凿通”中华五千年历史，分布于山川形胜，自然与文化景观交织其间，呈现了多元的文化表达。时至当代，禹迹则是鼓励世人面对灾害，公而忘私、同舟共济的道德标识。这一珍贵遗产值得从更为广阔的领域和深度去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

　　谭徐明：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与水利遗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水利史、水利遗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