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在《史记》《汉书》中的楼兰古城，因为自然条件的变化而消失在茫茫大漠之中。上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同时也开启了楼兰研究之门。

　　当时的考古发掘，多由海外冒险家完成，直至1927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到这里，中方队员黄文弼在土垠遗址所掘得的汉代木简，让寻找楼兰的印记里有了中国人的名字。1980年4月，侯灿率考古队进入楼兰，获取了极为丰富的文物和文献材料，并在7年后，用《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下简称《报告》）把楼兰带回考古研究视域。

　　阅读《报告》，仿佛跟着考古工作队走进楼兰古城：漫步走过枯朽的胡杨林，房屋周边布满桃核，掺杂着植物的土层墙皮，堆积麦糜的谷仓，不规则的城墙，蜿蜒的古水道以及房屋陶罐中的木牍竹简、官署佛塔、烽燧墓葬。

　　《报告》用数字为我们搭建巍峨的城墙、劲风吹过的沟坎、成片的房屋建筑，风蚀的佛塔，其间错落的陶壶、木人、布片、铜镜、铁钉、戒指、骨雕，还原着楼兰人的生活场景——他们临水而居，种植果木，耕作商贸，建九层佛塔，画斑斓壁画，更把中央王朝的统治管理模式扩展到此间。412枚木简、164份纸文书，记录了曹魏嘉平四年到前凉建兴十八年，78年间驻守楼兰的官员士卒们日常屯垦守备、领取器物粮食的信息，还有“浣易衣裳”的问候和“心书”字样。

　　器物测量、碳-14测定、文书年号……这些数字无声描述着古老城市的变迁，让我们在历史的烟尘之中能触摸楼兰的记忆：自石器时代起，楼兰就依傍孔雀河的下游聚集人类，两汉形成丝路孔道，魏晋成为西域长史的驻地。

　　虽然斯文·赫定的《中亚与西藏》《1899-1902年中亚考察的科学成果》以及随后斯坦因的《沙漠契丹废址记》《西域考古图记》等著作中都有关于楼兰的发掘记录，但侯灿主持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是价值和意义最大的一次，填补了空白，使中国学者在楼兰研究上有了发言权。在层叠的历史碎片中，更为系统科学的工作无疑能拼合出最贴近真实的楼兰图景。这次考察先从空中和地面探查进入楼兰的道路，1980年3月下旬才分东西两路进入楼兰，除了新疆考古所之外，新疆气象局、新疆地理研究所的加入，使得勘察、清理、图片制作、修复清洗较之以往都更为专业。

　　《报告》中的每一处细节都展现了历次发掘的过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考古现场，更是一部楼兰考古史。《报告》校订了斯文·赫定、斯坦因标定的楼兰经纬度位置，用更为细致的视角逐次展现了楼兰古城附近的河流、平原、胡杨林以及遗址中的各种植物，使城市地表的人文自然地理要素更为清晰。同时借助气象学的资料，找到了风蚀后的城墙确址，校正了斯坦因认为城墙呈正方形的错误。而墙址的确定，又使得对夯土层的测定更加细化，发现古城的建造是分筑而成。《报告》对城市建设的关注延及前期发掘者未能注意的城市供水问题，补充古水道的数据，沿水道的遗迹调查对斯文·赫定的发掘失误做了很多纠正，验证了斯坦因的一些看法，还在已被斯文·赫定、斯坦因言之凿凿清理完毕的西南区官署中得到了新的文书和文物。

　　斯坦因在《亚洲腹地考古记》中称，被命名为“孤台墓地”的墓葬群“杂乱无章”和“非常令人费解的混乱”，但《报告》发现该区留存的MB1墓葬并不是那么无序。在对已发掘的MB2墓葬再次清理的过程中，又发现了大量珍贵的遗物。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报告》，或许我们就一直迷失在斯坦因的记录中而错失楼兰的风姿。

　　1987年3月，侯灿完成了报告，但由于种种原因，直至2016年9月16日侯先生永远睡去，楼兰还静静地躺在密封好的牛皮口袋中。

　　2019年12月，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郑重接受了《报告》遗稿，倾注侯灿心血的手写稿和精细的线图、照片，经过整理和校改之后，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完整展现出中国学者的“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