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旅游天地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2年02月24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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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倚邦探普洱茶碑(行天下)

张 帆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2年02月24日   第 11 版)

  倚邦街。
  李云生摄(人民图片)

  在倚邦发现的普洱茶古碑。
  张 帆摄

  在云南西双版纳,茶农在采摘普洱茶叶。
  李云生摄(人民图片)

  一

  作为一个普洱茶爱好者,我对普洱茶的历史和文化一直怀有浓厚兴趣,近几年也跑过云南不少茶山,听到过许多民间传说和各种故事,但稍感遗憾的是相关文献记录和实物资料较少,难以做深入的研究。一位资深茶友建议我,“去趟倚邦吧,在那里你或许能发现些什么。”

  茶友的建议不无道理,普洱茶界一直有“六大古茶山”的说法,清雍正年间修撰的《云南通志》中就有“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六座茶山的记载。从归属看,革登、莽枝、蛮砖、倚邦在今天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象明乡境内,慢撒在易武镇,而攸乐则在景洪市境内。

  然而,探访一趟倚邦并非易事,六大茶山都靠近中老边境,这里群山连绵,谷深林密。筹划许久,我和几位勐腊县的朋友踏上去往倚邦的路。一路山道崎岖,坑洼不平,沿途林木苍翠,山岚相随,茶气飘香。同行的象明乡副乡长陈富春介绍,易武与象明所辖的茶山是勐腊县最重要的茶叶产地。

  车拐上一道山梁,陈富春叫了声,倚邦街到了!抬眼一望,前面出现了一条狭长、起伏的街道,沿街两旁是一排排高低错落的瓦房,房屋之间散乱着各种电线,街面由坑坑洼洼的青石板铺就,是云南边境地区常见村镇街道的模样。据史料记载,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开始修筑从思茅到易武的茶马驿道,道光三十一年(1851年),修到了倚邦,也就是今天的这条倚邦街道。

  二

  缓步走在石板路上,街两旁随处可见硕大的石墩、石盘,虽然杂草丛生,仍不难想见当年屹立其上的建筑之高大,一头怒目而立的石狮孤独地守护着古街街口,身上斑驳的刻印仍然清晰可见。散落在居民楼前的各式石板,被当地人用做门墩、门柱,显然是之前各类古建的遗存,俯身仔细打量石板上的雕饰,刻有神兽、仙姑、海螺等造型,惟妙惟肖,活泼生动。500来米的倚邦街并不平顺,分成上下两截,中间有明显的断裂,细数一下,断裂处有七级不规整的石阶相连,陈富春说,当地人管这叫“七道坎”,当年往来的茶农、茶商们路过这里时,必须加把劲才能把货物送出去。因此,渐渐成为激励人们爬坡上坎、奋进前行的象征。

  从这些细微处来看,表面平常无奇的倚邦街其实内有乾坤。众所周知,普洱茶大都属于云南大叶种茶,但这其中也有例外,就是倚邦茶山所产的曼松贡茶就是小叶种茶,而小叶种茶是如何传到倚邦的呢?一种说法是明末清初,由四川人带来的。小叶种不像大叶种那般苦涩浓烈,在倚邦地区引种之后,既保留了小叶种与生俱来的香甜柔和,又沾染了边地的山野气韵,难怪曼松一入清宫,就让品过天下名茶的皇亲国戚们念念不忘。交融不仅带来茶种的优势,更带来倚邦经济、社会的繁荣。随着六大茶山日渐兴隆,四川人、江西人、湖南人纷至沓来,相邻的石屏人也赶来,和当地的彝、傣、基诺、苗各族同胞共同开拓,一度“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倚邦街上曾经矗立的川主庙、石屏会馆就是交往、交融的见证。

  陈富春带我们找到倚邦的“百事通”徐辉棋,徐辉棋是倚邦村委会的党支部书记,祖上是石屏人,到徐辉棋已是第四代,徐辉棋在倚邦街上经营着一家名为“贡茶源”的茶室,品完主人的好茶,徐辉棋把我们引到茶室的后院,说是要给我们看几样东西。

  在院子一侧的墙根下,存放着三块石碑,徐辉棋说这是当年他的祖辈从土司衙门、石屏会馆的旧址上搜罗来的。蹲下身子,从左到右,仔细查看石碑,这三块碑分别立于乾隆三年(1738年)、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和光绪十四年(1888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石刻文字最为清晰的是距今最为久远的乾隆年间的石碑,靠近现今的光绪年间那块倒是文字漫灭,缺漏甚多,难以辨识。我们拍下照片,迅即发给文博部门的朋友求索,朋友遍查文博数据库,也没能给出相关的解读。

  三

  从倚邦归来,这三块石碑萦绕于心,几经辗转,我们找到了普洱茶研究者李光品先生,老先生已年逾八旬,40多年前,李光品下乡曾到徐辉棋家抄录过这三块石碑,还记述过其中的内容。他根据这三块石碑的内容,分别称其为“禁压买官茶告谕”碑、“按茶抽收茶银”碑和“工价截止”碑。

  “禁压买官茶告谕”碑即乾隆三年的那块碑,所立的背景是曹当斋取得茶山管理权之后,为了让茶叶生产、交易有一个良好的秩序,遏制官弁和奸商的盘剥,保护茶农的生产积极性。曹当斋何许人也?他本是四川人。雍正七年(1729年),客居倚邦的曹当斋因平定边境滋乱有功,清政府授予曹当斋“千总”职务,世袭土司,攸乐、革登、莽枝、蛮砖、倚邦五座茶山归倚邦土司管辖,其产的蔓松茶成为朝廷贡茶,由曹当斋负责采办。碑中提到,“普思茶山地方,瘠薄不产米谷,夷人穷苦,唯籍种茶为业得价养生。”并指出奸商为害和官弁为祸,屡禁不绝,为此,碑文重申对贱价压买,兵役入山扰累的行为以及放借短价滚算者予以重处。

  “按茶抽收茶银”碑规范的则是税银。碑中提及,道光二十五年和道光二十六年间,倚邦茶山遭遇瘟疫,“采丁三殁其二”,应征收的贡茶钱粮无法按时完成。此时倚邦土司由曹当斋的儿子曹瞻云接任,在向思茅抚彝府申请缓减之后,茶叶买卖“每担抽银一两以资办茶公用”,这样的形式,“如果商民两便,准即永远遵行”,并强调土弁在征收银两时,“毋得外加苛索”,而茶商不得“籍词估抗”。

  “工价截止”碑则就茶山“打工者”的抚恤做出规定,由于茶叶经营盈利颇丰,茶商大量使用雇工,这些“打工者”或“赶牛赶马挽运货物”或“背负肩挑,脚运茶货”,或“上山下乡进出夷地”。由于茶山瘴疠横行,加之猛兽、盗贼出没,不少雇工遭遇不测,家属亲眷与雇主时有争端。曹瞻云在向思茅厅报告之后,思茅厅做出规定,遇到雇工身亡,“照旧于凶信报到该工家属之日截止工价,其亲眷人等不准借端磕索。”同时也提出“如果另有别情,任准控究,但须证据确凿。”

  真是“吴宫荒草埋幽径”。“禁压买官茶告谕”碑、“按茶抽收茶银”碑和“工价截止”碑确是研究普洱茶这段历史重要的实物资料。后来听说,徐辉棋先生已将原存于家中的三块石碑主动送到倚邦村史馆,供游客和研究者鉴赏了。

  如何让大自然的馈赠真正能利国利民,这三碑所示值得普洱茶界有识之士认真探究、借鉴。自古以来,在普洱茶的栽培、生产上,茶农付出最大,却往往获益最少,对茶农利益产生直接威胁来自于权力和资本,投机商人编造各种噱头,炒作“天价”茶,扰乱了茶叶市场秩序,最终坑害的是广大茶农利益。要维持普洱茶产业的繁荣,管理者需要保护生产、流通、消费等各方面的积极性,要创造良好营商环境,要放水养鱼,让利于民。努力维护公平、高效的市场秩序,从而让古老的普洱茶产业能持续、健康发展,真正造福于云南各族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