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一个普洱茶爱好者，我对普洱茶的历史和文化一直怀有浓厚兴趣，近几年也跑过云南不少茶山，听到过许多民间传说和各种故事，但稍感遗憾的是相关文献记录和实物资料较少，难以做深入的研究。一位资深茶友建议我，“去趟倚邦吧，在那里你或许能发现些什么。”

　　茶友的建议不无道理，普洱茶界一直有“六大古茶山”的说法，清雍正年间修撰的《云南通志》中就有“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六座茶山的记载。从归属看，革登、莽枝、蛮砖、倚邦在今天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象明乡境内，慢撒在易武镇，而攸乐则在景洪市境内。

　　然而，探访一趟倚邦并非易事，六大茶山都靠近中老边境，这里群山连绵，谷深林密。筹划许久，我和几位勐腊县的朋友踏上去往倚邦的路。一路山道崎岖，坑洼不平，沿途林木苍翠，山岚相随，茶气飘香。同行的象明乡副乡长陈富春介绍，易武与象明所辖的茶山是勐腊县最重要的茶叶产地。

　　车拐上一道山梁，陈富春叫了声，倚邦街到了！抬眼一望，前面出现了一条狭长、起伏的街道，沿街两旁是一排排高低错落的瓦房，房屋之间散乱着各种电线，街面由坑坑洼洼的青石板铺就，是云南边境地区常见村镇街道的模样。据史料记载，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开始修筑从思茅到易武的茶马驿道，道光三十一年（1851年），修到了倚邦，也就是今天的这条倚邦街道。

　　二

　　缓步走在石板路上，街两旁随处可见硕大的石墩、石盘，虽然杂草丛生，仍不难想见当年屹立其上的建筑之高大，一头怒目而立的石狮孤独地守护着古街街口，身上斑驳的刻印仍然清晰可见。散落在居民楼前的各式石板，被当地人用做门墩、门柱，显然是之前各类古建的遗存，俯身仔细打量石板上的雕饰，刻有神兽、仙姑、海螺等造型，惟妙惟肖，活泼生动。500来米的倚邦街并不平顺，分成上下两截，中间有明显的断裂，细数一下，断裂处有七级不规整的石阶相连，陈富春说，当地人管这叫“七道坎”，当年往来的茶农、茶商们路过这里时，必须加把劲才能把货物送出去。因此，渐渐成为激励人们爬坡上坎、奋进前行的象征。

　　从这些细微处来看，表面平常无奇的倚邦街其实内有乾坤。众所周知，普洱茶大都属于云南大叶种茶，但这其中也有例外，就是倚邦茶山所产的曼松贡茶就是小叶种茶，而小叶种茶是如何传到倚邦的呢？一种说法是明末清初，由四川人带来的。小叶种不像大叶种那般苦涩浓烈，在倚邦地区引种之后，既保留了小叶种与生俱来的香甜柔和，又沾染了边地的山野气韵，难怪曼松一入清宫，就让品过天下名茶的皇亲国戚们念念不忘。交融不仅带来茶种的优势，更带来倚邦经济、社会的繁荣。随着六大茶山日渐兴隆，四川人、江西人、湖南人纷至沓来，相邻的石屏人也赶来，和当地的彝、傣、基诺、苗各族同胞共同开拓，一度“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倚邦街上曾经矗立的川主庙、石屏会馆就是交往、交融的见证。

　　陈富春带我们找到倚邦的“百事通”徐辉棋，徐辉棋是倚邦村委会的党支部书记，祖上是石屏人，到徐辉棋已是第四代，徐辉棋在倚邦街上经营着一家名为“贡茶源”的茶室，品完主人的好茶，徐辉棋把我们引到茶室的后院，说是要给我们看几样东西。

　　在院子一侧的墙根下，存放着三块石碑，徐辉棋说这是当年他的祖辈从土司衙门、石屏会馆的旧址上搜罗来的。蹲下身子，从左到右，仔细查看石碑，这三块碑分别立于乾隆三年（1738年）、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和光绪十四年（1888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石刻文字最为清晰的是距今最为久远的乾隆年间的石碑，靠近现今的光绪年间那块倒是文字漫灭，缺漏甚多，难以辨识。我们拍下照片，迅即发给文博部门的朋友求索，朋友遍查文博数据库，也没能给出相关的解读。

　　三

　　从倚邦归来，这三块石碑萦绕于心，几经辗转，我们找到了普洱茶研究者李光品先生，老先生已年逾八旬，40多年前，李光品下乡曾到徐辉棋家抄录过这三块石碑，还记述过其中的内容。他根据这三块石碑的内容，分别称其为“禁压买官茶告谕”碑、“按茶抽收茶银”碑和“工价截止”碑。

　　“禁压买官茶告谕”碑即乾隆三年的那块碑，所立的背景是曹当斋取得茶山管理权之后，为了让茶叶生产、交易有一个良好的秩序，遏制官弁和奸商的盘剥，保护茶农的生产积极性。曹当斋何许人也？他本是四川人。雍正七年（1729年），客居倚邦的曹当斋因平定边境滋乱有功，清政府授予曹当斋“千总”职务，世袭土司，攸乐、革登、莽枝、蛮砖、倚邦五座茶山归倚邦土司管辖，其产的蔓松茶成为朝廷贡茶，由曹当斋负责采办。碑中提到，“普思茶山地方，瘠薄不产米谷，夷人穷苦，唯籍种茶为业得价养生。”并指出奸商为害和官弁为祸，屡禁不绝，为此，碑文重申对贱价压买，兵役入山扰累的行为以及放借短价滚算者予以重处。

　　“按茶抽收茶银”碑规范的则是税银。碑中提及，道光二十五年和道光二十六年间，倚邦茶山遭遇瘟疫，“采丁三殁其二”，应征收的贡茶钱粮无法按时完成。此时倚邦土司由曹当斋的儿子曹瞻云接任，在向思茅抚彝府申请缓减之后，茶叶买卖“每担抽银一两以资办茶公用”，这样的形式，“如果商民两便，准即永远遵行”，并强调土弁在征收银两时，“毋得外加苛索”，而茶商不得“籍词估抗”。

　　“工价截止”碑则就茶山“打工者”的抚恤做出规定，由于茶叶经营盈利颇丰，茶商大量使用雇工，这些“打工者”或“赶牛赶马挽运货物”或“背负肩挑，脚运茶货”，或“上山下乡进出夷地”。由于茶山瘴疠横行，加之猛兽、盗贼出没，不少雇工遭遇不测，家属亲眷与雇主时有争端。曹瞻云在向思茅厅报告之后，思茅厅做出规定，遇到雇工身亡，“照旧于凶信报到该工家属之日截止工价，其亲眷人等不准借端磕索。”同时也提出“如果另有别情，任准控究，但须证据确凿。”

　　真是“吴宫荒草埋幽径”。“禁压买官茶告谕”碑、“按茶抽收茶银”碑和“工价截止”碑确是研究普洱茶这段历史重要的实物资料。后来听说，徐辉棋先生已将原存于家中的三块石碑主动送到倚邦村史馆，供游客和研究者鉴赏了。

　　如何让大自然的馈赠真正能利国利民，这三碑所示值得普洱茶界有识之士认真探究、借鉴。自古以来，在普洱茶的栽培、生产上，茶农付出最大，却往往获益最少，对茶农利益产生直接威胁来自于权力和资本，投机商人编造各种噱头，炒作“天价”茶，扰乱了茶叶市场秩序，最终坑害的是广大茶农利益。要维持普洱茶产业的繁荣，管理者需要保护生产、流通、消费等各方面的积极性，要创造良好营商环境，要放水养鱼，让利于民。努力维护公平、高效的市场秩序，从而让古老的普洱茶产业能持续、健康发展，真正造福于云南各族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