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力》的诞生及现实际遇

　　中国现代作家李广田以诗歌与散文创作名世，《引力》是他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书写抗战时期人物命运及日常生活的小说，创作始于1941年7月，其后长期中断。据李广田之女李岫回忆，直至1945年8月11日，作者才“在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写完最后一句话”。作为一部用力颇多的心血之作，《引力》与巴金的《寒夜》和钱锺书的《围城》一起，连载于郑振铎、李健吾主持的大型文艺刊物《文艺复兴》上，并于1947年6月由晨光出版公司结集出版。《引力》讲述了身居沦陷区的中学教员黄梦华，不甘心做“亡国奴”，在丈夫雷孟坚的召唤下，毅然带孩子设法离开沦陷区，去寻找光明的故事。当她历尽艰险到达丈夫居所时，丈夫却已离开，只留下一封信，告诉她自己正向更光明的地方进发。在丈夫行动的感召下，黄梦华也终于放下个人得失，告别旧我，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较之大名鼎鼎的《围城》与《寒夜》，《引力》在国内所受关注十分有限。小说连载期间，除李长之的《评李广田创作〈引力〉》之外，罕有评论文章。1983年小说再版后，仍未得到研究界足够重视。在笔者看来，《引力》在国内研究界的持续“遇冷”，除文本风格方面的原因外，也受到时代语境的制约。不同于以故事、情节取胜的抗战题材作品，《引力》内容琐碎，行文中密集的心理描写与风景刻画削减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此同时，这部小说缺乏对宏大叙事和史诗化品格的追求，对沦陷区生活的原生态书写，与当时抗战文学的主流写法有较大不同，故在出版后长期游离于读者及文学研究界视线之外。但正是这样一部别样的抗战题材作品，在日本却引发了相当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可谓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一个独特案例。

　　《引力》被日本接受与研究

　　《引力》在中国发表后没几年，就被译介到日本。“日本的中国研究所最早出版了冈崎俊夫的节译本，接着，高田浩的另一节译本登载于1950年12月的《中国语杂志》上。1952年，岩波书店出版了冈崎俊夫的全译本。”（陈嘉冠：《〈引力〉在日本》）除1952年版外，小说还有1959年版，期间连续再版了11次。

　　这部小说不仅吸引了不少普通读者，也备受专业研究者推崇。据笔者调查，日本国内现有114个大学藏有《引力》1952年版，11个大学藏有《引力》1959年版。除该书译者冈崎俊夫外，学者吉田浩、立间详介、奥野信太郎、佐藤普美子等均为其撰写过书评或研究文章。另外，该书还入选了多种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专著，如日本著名学者小野忍在其编写的《现代中国文学》（每日新闻社1958年版）一书第六章“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将《引力》与老舍的《四世同堂》并列为沦陷区书写的代表性作品，并以《祖国中的异国（其二）——李广田的〈引力〉》为题，对小说进行了详尽评介。国分一太郎、小田切秀雄、山下肇编写的《文学中的教师形象》（明治图书出版1957年版），以《占领下的教师苦恼与行动——李广田的〈引力〉》为题，对小说进行了分析。

　　日本研究者对《引力》的研究主要有3个角度，其一是对小说“抵抗文学”特质的揭示与阐发。立间详介在《读小说〈引力〉有感——反抗的起点》一文中指出：“读罢《引力》，我冲口而出的一句话是：‘反抗’。”在他看来，正是反抗的意志召唤了梦华的顽强行动，最终使她走向崭新的生命状态。小野忍则指出，正是“抵抗”的意志，使梦华突破了普通人对家庭的耽溺情绪，进而“从个人转向团体，由团体走向了大众”，最终收获了可贵的国民意识。而佐藤普美子在《让“衰颓之物”言说吧——试论：李广田文学的定点》中，更直接指出，《引力》正是“作为抵抗文学获得了广泛的共鸣”，并进一步指出《引力》也体现了李广田一贯的将目光投向“平凡的生活者”的创作倾向。在她看来，这种“去概念化”书写取向及其“质朴、恬淡”的笔调，无疑是小说能够引发日本读者广泛共鸣的重要原因。其二是对小说“自叙传”风格的发现。譬如译者冈崎俊夫就发现了小说强烈的自传性质，他在译后记指出：“作者去年（1950年）发表了《西行记》，这是记叙抗日战争时期迁移至内地时沿途观感的记行文学……这正好跟《引力》中孟坚的行踪相同。”李岫回忆说，她1992年即将离开京都外国语大学之际，将自己所携带的书籍及父亲李广田的文集捐赠给校方，在交接仪式上，知晓她身份的到场学者们纷纷以《引力》中的“小昂昂”（黄梦华之子）之名称呼她。丸山昇等日本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在和她的对谈中，也多次谈及他们对《引力》所传递的“和平理想”的喜爱，这从侧面印证了小说的巨大影响。其三是对小说艺术风格的分析，小野忍认为《引力》庄严与柔美兼备，梦华在离开沦陷区前的最后一课，“使人想起被选入中国语文教科书的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而李广田在描绘梦华精神蜕变历程中所展现出的“非凡的纤细柔绵的笔触……差一点被日本读者误认为作家是一位女性”。

　　《引力》的“引力”何在？

　　一部抗战题材小说，缘何在日本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以至于《引力》成为日本读者和学界认识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窗口？在笔者看来，理解《引力》在日本的传播热，不仅要考虑小说本身的美学风格与日本读者审美接受之间的契合，更要将这一文化传播现象放置于广阔的历史时空中进行考量。

　　在阐释自己的美学主张时，李广田曾借一位西班牙作家之口，强调自己“反对过分人为的艺术结构，而要表现那最高的真实”（《两种小说》）。这种美学追求使得《引力》在呈现沦陷区生活时立足个体亲身经验，坚持秉笔直书，保留了抗战时期个人生存体验的生动细节。与此同时，这种写作倾向也使得小说摆脱了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未对侵略者作漫画式处理，而是倾向于写出其复杂的一面。这种“以真为尚”的美学风格，无疑强化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而其中所寄寓的，正是作者批判侵略暴行，展现战争残酷性，呼唤中日两国走向和平、世代友好的美好愿望。这种对和平的向往，显然契合了战后日本人民的心理。

　　此外，《引力》是典型的诗化小说，文中俯拾皆是的古典诗意想象与东方情韵以及小说家对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细密呈现，都与日本大正年间兴起的“私小说”传统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松散、琐碎、富于流动性的写作风格，与日本人重视情绪刻画，偏重内心省思的文学传统多有契合，因而也易为日本读者所欣赏。

　　《引力》的接受热潮更与上世纪50年代日本的特殊历史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战后日本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僵化的社会体制，导致了左翼运动的广泛兴起，社会主义中国成为众多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的理想寄托。而李广田的民主战士身份以及小说中对解放区的反复隐喻，自然会激发当时日本读者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二战后美军对日本的占领，使日本民众体会到了无法左右自身命运的滋味。正如奥野信太郎在《读〈引力〉》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深信美国的占领政策会使日本民主化，后来却显出了使日本军事基地化、殖民化意图。一旦施予的自由逐渐减少，日本人就有了被压迫国民的感情，于是同小说发生了共鸣。”

　　《引力》在日本广泛传播，受到日本学界重视的现象，可谓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这也充分说明，作为一部揭露战争给人民造成创伤与灾难的反战小说，《引力》写出了人类的共同心声，具有超越时空与国别的价值。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