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版:文学观察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2年01月05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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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品回应三个经典问题(回响2021)

——2021年长篇小说一瞥

刘诗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2年01月05日   第 07 版)

  如何状写革命史与革命者,如何书写“普通人”以及如何创作精彩故事,是三个源远流长的文学问题,2021年的长篇小说给出了不同程度的回答。

  如何塑造革命者形象?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涌现出一批描写百年历史的主题性作品。朱秀海《远去的白马》、余之言《生死叠加》、老藤《北地》、黄孝阳与陶林合著《队伍》、铁流《靠山》、温燕霞《虎犊》、龙先平《觉醒年代》、郑欣《百川东到海》、兰晓龙《冬与狮》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中国文学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五四”新文学更是从诞生之日起,就承载了参与国家大事、介入社会现实的天然使命。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社会阶段,文学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如何处理宏大历史书写与文学审美原则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作家不容回避的问题。幸运的是,近几年,尤其是2021年的长篇小说创作,随着一批有突破性的新型革命者形象的集中出现,让人看到了处理好这一关系的可能性。《远去的白马》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它写的是“千千万万当年为胜利付出了牺牲的代价”的人,却有着同题材作品罕见的浪漫与含蓄。主人公赵秀英为了战争胜利放弃了爱情、家庭,小说写清了对那一代人而言,“大我”和“小我”为何浑然一体,为亲人复仇、追求安稳的生活和国家民族层面的革命事业为何高度统一。革命者的行为与意志以今人能够理解、共情的方式出现在了文学叙事中。

  余之言将“先锋”与“主旋律”结合,用“编密码”的叙事形式写下《生死叠加》。小说中特情人员余元谋、王小娇、彭寂将密码破译视作生命,在成就伟大的同时也承受了外人难以体会的艰辛、孤独、残酷。作品塑造了隐形战线、密码战场上多个少见而独特的敌对人物、赤诚战士,从全新角度赋予编码师、破译师以奇崛的文学形象,实现了密码破译职业行为、使命特性与文学性表达的深度融合。

  老藤的《北地》用儿子重走父亲人生路的方式结构全篇。父亲留下的呓语让儿子费解,解谜之路上逐渐清晰的是父亲常克勋的人生,更是那个远去的火热年代。

  这些革命者形象,让人想起上世纪60年代,柳青的《创业史》因塑造出了梁生宝这一“新人”形象而广受赞誉,但同时也引发了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哪个形象塑造得更成功的讨论。这个经典的文学史问题在今天看来,并不只关乎真伪,更意味着文学应有先现实一步,找到理解历史、通向未来路径的能力。革命历史与文学创作,并不仅是后者表现前者的关系,前者更给予后者丰厚的灵感源泉。

  “普通人”怎么写?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帝王将相、神佛妖魔、江湖儿女、才子佳人是作家笔下的“常客”。身为“普通人”,读者乐得旁观“不普通”者的逸闻轶事,在虚拟的投射关系中获得审美愉悦。随着现代文学观念的建立,文学如何处理“普通人”的生活,该给读者带来怎样的影响,成为经典的创作问题。2021年,刘震云《一日三秋》、魏思孝《王能好》、黎紫书《流俗地》、刘庆邦《堂叔堂》、陈集益《金塘河》等作品,无不展现普通人生命的沉重与漫长,但仔细分析,它们在坚实的生活质地中,不乏暖暖温情与真诚的生活态度。

  刘震云擅写“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孤寂,《一日三秋》主人公明亮的成长史,也同样如此。小说里前世今生的因素相当动人,在延津人梦中出现、孤寂千年的花二娘亦可圈可点。最后,明亮历尽沧桑,抚平了内心的裂痕,花二娘也某种程度上与命运达成和解,小说总体上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人物对命运的接受中蕴含着进取心态,孤寂的氛围中也有淡然的心境。“普通人”的命运带给读者共情、抚慰,就是文学面对时代应有的姿态。

  魏思孝近些年的创作令人印象深刻,他观察生活的独到眼光、厚重的民间情怀、若隐若现的社会学视野,让他的创作在一众青年作家中脱颖而出。《王能好》用不无荒诞、幽默的语言,在家长里短、红白喜事中描写着乡村世界中的男女老少。在这个城市叙事逐渐占据文坛主流的时代,他脑海中那些即将谢幕的乡村人事奔涌、翻腾着,以至于他的长篇小说总有远超一部作品的内容含量,每个配角都可以单独成书。黎紫书的《流俗地》也是这样的写法,这部作品的扎实厚重在近些年难得一见,以盲女银霞的命运为经,以听觉、嗅觉、触觉相融合的叙事为纬,我们看见了锡都怡保的众生相,也看到了流俗如何不俗。银霞在不幸的人生中有令人叹服的柔韧、淡然,以此为例,2021年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虽也表现了人生中的困苦,但与其说是否定人生、批判社会,更多是对人生本相的呈现,对走过这漫漫长路的你我、众生心怀的敬意。

  除此之外,2021年也有一些调性相对轻快的现实题材作品值得关注,如王蒙的《猴儿与少年》借学者施炳炎的往事,传达作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陈彦的《喜剧》借丑角贺加贝啼笑皆非的人生,讨论喜剧的意义和未来、艺人的选择与浮沉;林白的《北流》用志、词典、注、疏、笺、异辞等形式,书写广西生活史;张柠的《春山谣》以知青下乡为背景,写出了特殊年代里人性和世事不无幽默的嬗变;石一枫的《漂洋过海来送你》用一桩错拿骨灰盒的奇事,展现了新老两代北京人的精神气质;方磊的《世道》则借一个专门收容社会边缘人的“脏老太”形象,表达了面对生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豁达态度。

  我们今天还需要好故事吗?

  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到底应不应该把“讲故事”放在重要位置?好的故事又从哪里来?受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糅合着因文学专业化、小众化产生的精英意识以及对影视剧等叙事艺术的距离感,不少作家并不热衷讲故事,更对“好读”的小说充满戒心。但平心而论,相比形式探索,写出真正精彩的故事并不容易,而且这种追求也并不过时。

  马伯庸《长安的荔枝》就讲了一个精彩纷呈又不落俗套的故事。没有机械运力的唐代,将新鲜荔枝从岭南送到长安近似“不可能的任务”。作者将史书记载的唐代政治体制、行政区划、海陆交通、社会生活都变成了情节前进的框架,在不断“加速”的叙事中,让读者酣畅淋漓地看着“不可能”如何“可能”。那些曾经耸人听闻、如今化作历史尘埃的人和事,其实对每一个寻找故事的作家都敞开怀抱,马伯庸多年来勤勉、巧妙的创作就是证据。王松《飞花调》也是2021年长篇小说中的一抹亮色,如果说马伯庸常从“正史”入手,王松则是天津民间生活、江湖史的专家。这部专写“调门儿”(骗子群体)的作品,展示了民国时期江湖行业的秘密,小说中大量的俚语、切口,以及类似“粘糖人儿”“千年棺材对口儿菌”等只在江湖口口相传的绝活、秘闻被作者记录下来,小说有了地域史、文化史的意义。“金皮彩挂评团调柳”(指说评书、变戏法等8种传统行当),《飞花调》仅写其一,文本背后仍留有巨大的创作空间。

  东西《回响》、范稳《太阳转身》以刑事案件开篇,海飞《江南役》、余之言《生死叠加》从谍战角度展开,鲁敏《金色河流》写民营企业家和“金钱观”变化,秦北《归心》写芯片制造业风云变换……这些长篇小说集中展示了历史或行业史中蕴藏的丰富故事,这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更为今后的小说创作揭示了方法与路径。

  文学的变化通常并不以“年”为单位,但2021年是特别的一年。前不久闭幕的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新时代文学”概念得到了系统阐释,其背后是近些年的文学创作正在生成有别于过去的质地。对老问题的回答,是进入新阶段的象征,当我们将视角拉远,眺望未来,也许就会发现,从2021年开始,文学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辽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