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状写革命史与革命者，如何书写“普通人”以及如何创作精彩故事，是三个源远流长的文学问题，2021年的长篇小说给出了不同程度的回答。
如何塑造革命者形象？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涌现出一批描写百年历史的主题性作品。朱秀海《远去的白马》、余之言《生死叠加》、老藤《北地》、黄孝阳与陶林合著《队伍》、铁流《靠山》、温燕霞《虎犊》、龙先平《觉醒年代》、郑欣《百川东到海》、兰晓龙《冬与狮》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中国文学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五四”新文学更是从诞生之日起，就承载了参与国家大事、介入社会现实的天然使命。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社会阶段，文学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如何处理宏大历史书写与文学审美原则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作家不容回避的问题。幸运的是，近几年，尤其是2021年的长篇小说创作，随着一批有突破性的新型革命者形象的集中出现，让人看到了处理好这一关系的可能性。《远去的白马》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它写的是“千千万万当年为胜利付出了牺牲的代价”的人，却有着同题材作品罕见的浪漫与含蓄。主人公赵秀英为了战争胜利放弃了爱情、家庭，小说写清了对那一代人而言，“大我”和“小我”为何浑然一体，为亲人复仇、追求安稳的生活和国家民族层面的革命事业为何高度统一。革命者的行为与意志以今人能够理解、共情的方式出现在了文学叙事中。
余之言将“先锋”与“主旋律”结合，用“编密码”的叙事形式写下《生死叠加》。小说中特情人员余元谋、王小娇、彭寂将密码破译视作生命，在成就伟大的同时也承受了外人难以体会的艰辛、孤独、残酷。作品塑造了隐形战线、密码战场上多个少见而独特的敌对人物、赤诚战士，从全新角度赋予编码师、破译师以奇崛的文学形象，实现了密码破译职业行为、使命特性与文学性表达的深度融合。
老藤的《北地》用儿子重走父亲人生路的方式结构全篇。父亲留下的呓语让儿子费解，解谜之路上逐渐清晰的是父亲常克勋的人生，更是那个远去的火热年代。
这些革命者形象，让人想起上世纪60年代，柳青的《创业史》因塑造出了梁生宝这一“新人”形象而广受赞誉，但同时也引发了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哪个形象塑造得更成功的讨论。这个经典的文学史问题在今天看来，并不只关乎真伪，更意味着文学应有先现实一步，找到理解历史、通向未来路径的能力。革命历史与文学创作，并不仅是后者表现前者的关系，前者更给予后者丰厚的灵感源泉。
“普通人”怎么写？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帝王将相、神佛妖魔、江湖儿女、才子佳人是作家笔下的“常客”。身为“普通人”，读者乐得旁观“不普通”者的逸闻轶事，在虚拟的投射关系中获得审美愉悦。随着现代文学观念的建立，文学如何处理“普通人”的生活，该给读者带来怎样的影响，成为经典的创作问题。2021年，刘震云《一日三秋》、魏思孝《王能好》、黎紫书《流俗地》、刘庆邦《堂叔堂》、陈集益《金塘河》等作品，无不展现普通人生命的沉重与漫长，但仔细分析，它们在坚实的生活质地中，不乏暖暖温情与真诚的生活态度。
刘震云擅写“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孤寂，《一日三秋》主人公明亮的成长史，也同样如此。小说里前世今生的因素相当动人，在延津人梦中出现、孤寂千年的花二娘亦可圈可点。最后，明亮历尽沧桑，抚平了内心的裂痕，花二娘也某种程度上与命运达成和解，小说总体上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人物对命运的接受中蕴含着进取心态，孤寂的氛围中也有淡然的心境。“普通人”的命运带给读者共情、抚慰，就是文学面对时代应有的姿态。
魏思孝近些年的创作令人印象深刻，他观察生活的独到眼光、厚重的民间情怀、若隐若现的社会学视野，让他的创作在一众青年作家中脱颖而出。《王能好》用不无荒诞、幽默的语言，在家长里短、红白喜事中描写着乡村世界中的男女老少。在这个城市叙事逐渐占据文坛主流的时代，他脑海中那些即将谢幕的乡村人事奔涌、翻腾着，以至于他的长篇小说总有远超一部作品的内容含量，每个配角都可以单独成书。黎紫书的《流俗地》也是这样的写法，这部作品的扎实厚重在近些年难得一见，以盲女银霞的命运为经，以听觉、嗅觉、触觉相融合的叙事为纬，我们看见了锡都怡保的众生相，也看到了流俗如何不俗。银霞在不幸的人生中有令人叹服的柔韧、淡然，以此为例，2021年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虽也表现了人生中的困苦，但与其说是否定人生、批判社会，更多是对人生本相的呈现，对走过这漫漫长路的你我、众生心怀的敬意。
除此之外，2021年也有一些调性相对轻快的现实题材作品值得关注，如王蒙的《猴儿与少年》借学者施炳炎的往事，传达作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陈彦的《喜剧》借丑角贺加贝啼笑皆非的人生，讨论喜剧的意义和未来、艺人的选择与浮沉；林白的《北流》用志、词典、注、疏、笺、异辞等形式，书写广西生活史；张柠的《春山谣》以知青下乡为背景，写出了特殊年代里人性和世事不无幽默的嬗变；石一枫的《漂洋过海来送你》用一桩错拿骨灰盒的奇事，展现了新老两代北京人的精神气质；方磊的《世道》则借一个专门收容社会边缘人的“脏老太”形象，表达了面对生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豁达态度。
我们今天还需要好故事吗？
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到底应不应该把“讲故事”放在重要位置？好的故事又从哪里来？受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糅合着因文学专业化、小众化产生的精英意识以及对影视剧等叙事艺术的距离感，不少作家并不热衷讲故事，更对“好读”的小说充满戒心。但平心而论，相比形式探索，写出真正精彩的故事并不容易，而且这种追求也并不过时。
马伯庸《长安的荔枝》就讲了一个精彩纷呈又不落俗套的故事。没有机械运力的唐代，将新鲜荔枝从岭南送到长安近似“不可能的任务”。作者将史书记载的唐代政治体制、行政区划、海陆交通、社会生活都变成了情节前进的框架，在不断“加速”的叙事中，让读者酣畅淋漓地看着“不可能”如何“可能”。那些曾经耸人听闻、如今化作历史尘埃的人和事，其实对每一个寻找故事的作家都敞开怀抱，马伯庸多年来勤勉、巧妙的创作就是证据。王松《飞花调》也是2021年长篇小说中的一抹亮色，如果说马伯庸常从“正史”入手，王松则是天津民间生活、江湖史的专家。这部专写“调门儿”（骗子群体）的作品，展示了民国时期江湖行业的秘密，小说中大量的俚语、切口，以及类似“粘糖人儿”“千年棺材对口儿菌”等只在江湖口口相传的绝活、秘闻被作者记录下来，小说有了地域史、文化史的意义。“金皮彩挂评团调柳”（指说评书、变戏法等8种传统行当），《飞花调》仅写其一，文本背后仍留有巨大的创作空间。
东西《回响》、范稳《太阳转身》以刑事案件开篇，海飞《江南役》、余之言《生死叠加》从谍战角度展开，鲁敏《金色河流》写民营企业家和“金钱观”变化，秦北《归心》写芯片制造业风云变换……这些长篇小说集中展示了历史或行业史中蕴藏的丰富故事，这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更为今后的小说创作揭示了方法与路径。
文学的变化通常并不以“年”为单位，但2021年是特别的一年。前不久闭幕的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新时代文学”概念得到了系统阐释，其背后是近些年的文学创作正在生成有别于过去的质地。对老问题的回答，是进入新阶段的象征，当我们将视角拉远，眺望未来，也许就会发现，从2021年开始，文学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辽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