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袤无垠的中国大陆，有一方钟灵毓秀、历史悠久之地，自古便以濒临黄河、内揽太行的山川形胜而著称，此即“晋国”（今山西一带）。在先秦典籍《左传》中，这里被誉为“表里山河”固若金汤。绵延八百里的太行山，上接燕山，下衔秦岭，既是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的地理分界线，同时还是京冀晋豫四省市之界山。古语云：“太行，天下之脊也。”这气势磅礴、巍峨挺拔的太行山，在一代代诗人作家的吟哦与叙述中，形成了意蕴丰赡的“太行”意象，形绘出一幅文学太行的大写意。
巍巍太行山，浩浩中华魂！太行山从北向南蜿蜒起伏，像一条巨龙卧伏在华夏大地上。明《潞安府志》记载：“居太行之巅，据天下之脊。自河内观之，则山高万仞，自朝歌望之，则如黑云在半天。”这样一种山岭纵横的恶劣环境，一方面滋生了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沉雄壮美的神话故事，另一方面也锤炼了太行儿女的意志，孕育出他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性格。正是这种顽强不屈的文化心理，成为太行民众生生不息的原动力，构筑了刚毅坚韧的太行精神，并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太行山也从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脊”被赋予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脊梁”，“太行”意象由此进入中国历史文化之中，成为了一个大写的文化符号，被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反复咏颂。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直接以“太行”作为咏颂对象的诗文比比皆是，例如曹操、李白等诗人的名句“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北上何所苦，北上缘太行”；元好问、郝经歌咏太行山旺盛元气和精神风骨的诗句“太行元气老不死，上与左界分山河”“举首见太行，逸翠蜚万丈。爽朗肝胆张，豁达气宇旷”。这些诗歌表面上看似多慨叹太行山之险峻，实则却表达了一种雄豪无畏之气和坚韧不馁的精神。由此可见，从上古英雄神话到近古诗文创作，积淀出“太行”意象丰富而沉郁的双重内涵：它既包含雄浑高峻、充满艰险之意，也蕴含了不惧困难和勇于挑战的英雄主义情怀，两重内涵共同构成“太行”意象阳刚美的审美特征。伴随着时代的演进，这种“阳刚美”也在增添新质，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书写中的重要元素。
中国现代文学拥有强烈的红色基因，“太行”意象也成为新文学中与人民革命事业息息相关的核心意象。其中最突出和震撼的，无疑是抗战文学中对抗战前线和“太行山脊梁”的书写。
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抗战时期，进步作家活跃于太行山主战场，以笔为枪，在纪实文学中对“太行”意象在质蕴上加以艺术升华，赋予其“新中国圣山与脊梁”的时代内涵。如爱国将领续范亭在《“七七”抗战六周年寄晋西北同胞及诸同志并以自勉》中生动地写道：“中国近代产生了一个新的巨人，这个巨人足抵长江，头在延安，两只巨手把握了泰山与恒山，他的脊骨就是南北贯通两千里的太行山。”卞之琳在《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中这样描写：“太行山，新中国的圣山，三千里一条脊梁，你从黄河边直伸到北平近郊，在这次空前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里起了支柱的作用，华北的大厦，中国的大厦，在将倾的时候，幸而有你这一只独木，先来撑一撑，然后大家来，终于撑住了。”这里都借太行山意象歌颂了筑起新中国脊梁的英雄精神。
尤值一提的是，抗战时期，朱德、陈毅等中共高级将领均深入山西前线，并留下了凸显“太行”意象的光辉诗篇。如朱德的七律《太行春感》：“远望春光镇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作者借太行春一抒革命豪情，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英雄气概。又如陈毅的《过太行山书怀》：“太行山似海，波澜壮天地。山峡十九转，奇峰当面立……决策赖延安，太行天下脊。一九四二年，苦战破铁壁。”诗中借太行山的巍峨雄姿，写出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的豪气干云和艰苦战斗。此外，赵树理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等作品中，也形象地写出太行山地区开展的抗日斗争，真实再现了“牺盟会”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实行减租减息、成立自卫队、建立抗日根据地等活动，塑造了太行民众不畏艰险、英勇抗日的群像。
当抗战的硝烟散去，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文学家也自然将笔墨聚焦于新中国建设上。太行人民所创造的业绩和“太行”意象，再一次进入作家的视界。如人大代表申纪兰率先实践和倡导男女“同工同酬”，提案被写进宪法；劳模李顺达的农村合作化实践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他们的故事和形象很快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这方面有青稞的《甩掉扁担》《武侯梨》、长青的《入党那年》等作品，再现了新中国建设者的奋进精神。而独具特点的是，“太行”意象总是贯穿于这些作品的人物形象体系中，借文学化手法彰显劳模们的英雄本色和顽强精神。如《甩掉扁担》，写申纪兰所住的平顺西沟自然条件恶劣，“连条正经道儿也没有”“一到送粪、收秋的时节，全靠一条扁担担去又担回。过去会编山歌的人唱道：‘住在太行山，扁担不离肩。腰板儿成弓，脚板长满茧’。”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申纪兰硬是带领“十二姐妹”不畏艰难，靠人力修通了上山的路。作品巧妙地借“太行扁担”的意象，歌颂了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和改天换地的创造精神。再如《入党那年》，也以“太行”意象为底色：“一九三六年简直就是鬼门关，打入夏起，山沟里就没见上一丝阳光，黑压压云像座大山，压得人们喘不上气来”，而“就在这年，八路军在太行山建立了抗日政府，让穷苦农民重新升起生活的希望”。我们看到了“太行山”山沟之苦、交租之苦，也看到觉悟了的农民建设新中国的干劲和扬眉吐气的精神状态，而这样一种新旧对比的艺术效果无疑与“太行”意象的审美营造有关。
新时期以来，女作家葛水平的长篇小说《活水》，以太行地区山神凹村为中心写出了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变化。这是个典型的太行山村庄，“在向阳的陡坡圪梁上，零零散散的窑洞错落有致铺排开，有住在山圪崂里的，有凸显在土堆堆上的，有些是独门独院，有些是几户一起。眼面处，码在崖畔上的柴火垛子搭晒着这家人的衣裳铺盖，便知道那里藏着人家”。作家写当初人们川流不息，从山里走向山外的世界，多年后他们因“根”在故乡又回到村子。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返乡创业，开启了乡村新的希望，就像小说中描写的：“当山神凹大面积土地种植了旱地西红柿时，申小屠明白了，拥有土地的人才能理解生活的美好。”
除了小说，纪实文学方面，蒋殊的《重回1937》《沁源1942》等，将视野倾注于太行太岳革命老区，记述了当年老兵们的烽火岁月。其中，《重回1937》更以口述实录的独特方式，再现地处太行山腹地的武乡抗日前线，形象而逼真地呈现了“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的武乡全民抗战史。上述文学作品的书写，让“太行老兵”“太行人民”这样一些群像跃然而出，形象地阐释了“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理念，也将不泯的太行精神传递于今，为新时代民族精神提供了红色基因和血脉滋养。
（侯文宜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丽系山西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