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浪潮中，钱锺书（1910—1998）是与众不同的存在。他既是一位著名作家，也是一位大师级学者，两者互动，彼此推进，共同形塑了海外世界的“钱锺书”形象。

　　《围城》世界影响深远

　　众所周知，钱锺书的文学创作涵盖了小说、散文和旧体诗，充满了对人情世态的生动描摹和对世界人生的深沉思考，其汪洋恣肆、妙语连珠的叙述风格，显示了钱锺书作为作家的过人才情。他唯一的长篇小说《围城》（1947）应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海外传播最为广泛深入的文本之一。

　　60年前，《围城》在国内的文学史中寂寂无名，几乎被人遗忘。远在美国的夏志清却独具只眼，悟稀赏独，在《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中第一次将钱锺书与沈从文、张爱玲、张天翼等并列为中国现代文学四大家，大胆提出《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一部小说，也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小说”。他将《围城》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花了很大的篇幅，从象征运用、意象经营、心理渲染、讽刺艺术、悲剧精神等方面解读《围城》，充分肯定了其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夏志清对钱锺书的品评固然是一家之言，不乏可商榷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夏志清打开了海外世界认识钱锺书的方便之门。自此之后，《围城》逐渐成为备受海外世界追捧的名作之一，先后出现英语、俄语、法语、日语、德语、波兰语、捷克语、西班牙语、韩语、越南语和荷兰语等十余个外文译本，海外读者通过《围城》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

　　1979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围城》的第一个外文译本，由凯利（Jeanne Kelly）和茅国权（Nathan K.Mao）合译，十年后又获重印。2004年，美国纽约新方向出版公司出版了英译《围城》的修订本，并被英国企鹅出版社纳入“企鹅现代经典”系列。早在英译本之前，日本学者荒井健翻译的《围城》前四章已正式发表，他与中岛长文、中岛碧夫妇合作的全译本《結婚狂詩曲》（注：《围城》日译本名）则于1988年由岩波书店出版。与英译本几乎同时，苏联学者符·索罗金的俄译本收入“中国文学文库”，1980年由莫斯科文学出版社推出。德译本由德国学者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和史仁仲合作翻译，1988年由法兰克福岛屿出版社出版，20年后又由慕尼黑的施尔默·格拉夫出版社再版。莫芝宜佳也因此与钱锺书夫妇结下了深厚友谊，后来杨绛专程邀请她来北京，协助整理了48卷的《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1987年，巴黎的克里斯蒂安·布格瓦出版社出版了由薛思微（Sylvie Servan-Schreiber）和王鲁合作翻译的《围城》法译本。1992年，巴塞罗那的阿纳格拉玛出版社出版了由法国学者塔西安娜·菲萨克（Taciana Fisac）翻译的《围城》西班牙语译本，此后多次再版。有意思的是，《围城》英译本、德译本和法译本，都是与华裔译者合作的，可能也显示了以外语为母语的译者与以汉语为母语的译者合作翻译的优势。

　　学术著作译介亦有涉猎

　　据湖南师范大学余承法教授统计，《围城》已有11个语种的26个译本，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有6个语种的14个译本，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有3个语种的8个译本（参见《失衡的境外“钱学”研究70年》）。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由雷勤风编辑并领衔翻译的英译本《人·兽·鬼：小说和随笔》，其实是《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的合集，201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相比较而言，钱锺书学术著作的译介则远不如人意。目前《管锥编》只有英语和日语的选译本，《七缀集》有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语种的全译或节译，《宋诗选注》有日语和韩语的全译本或对照本，而《谈艺录》只有英语和韩语的片断选译。这些学术译本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艾朗诺（Ronald Egan）的《管锥编》选译本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1998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艾朗诺从《管锥编》选择了最有价值又相对集中的内容，将其整理编辑为《美学和批评》《隐喻、意象和感知心理学》《语义学和文学风格学》《老子、道教与神秘主义》《神与魔》和《社会与思想》6个部分。所选65则虽然在篇目上比例不足原著的5%，但篇幅上却占到原著1/5，为博大精深的《管锥编》编译了一本面向西方读者的简明读本。另外，比较重要的还有郁白（Nicolas Chapuis）编译的《诗学五论》，1987年由法国Christian Bourgois出版社出版，以及2014年荷兰Brill出版社推出的邓肯（Duncan. Campbell）翻译的《七缀集》英译本Patchwork: Seve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这些学术译著，向西方世界展示了“钱锺书的世界”的另一重面向。

　　围绕《围城》展开钱锺书研究

　　与钱锺书作品外译相呼应的，是海外世界钱锺书研究的逐渐深入，其中又以《围城》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早在1977年，美国学者胡定邦和胡志德就不约而同地完成了以钱锺书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从语言—文学角度研究钱锺书的三部创作作品》和《传统的革新：钱锺书与中国现代文学》。1982年，胡志德的《钱锺书传》列入著名的Twayne传记丛书正式出版，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本全面综论钱锺书创作与学术的著作，既有钩沉生平，也研究小说散文，还涉及了诗论和文论，特别是讨论了《谈艺录》的诗学贡献，可惜未涉及《管锥编》。德国莫芝宜佳1994年所著的《〈管锥编〉与杜甫新解》则将重心落在钱锺书的学术思想上，梳理《管锥编》的诗学观与方法论，并借“倩女离魂法”重读杜甫，以此与钱锺书展开对话。虽然个中论述不无简单生硬之处，但依然可以视为海外钱锺书研究的重要收获。

　　在英、法、意、韩、日等语种中，还有大量研究钱锺书的单篇论文，尤其是对钱锺书文学创作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除上面提及的夏志清、雷勤风、胡志德、胡定邦、艾朗诺、郁白、莫芝宜佳等人外，还有美国的耿德华（Gunn Edward）、王宇根、张佩瑶，日本的小川环树、山内精也、杉村安几子，韩国的韩知延，意大利的狄霞娜（Tiziana Lioi）等学者，都从不同方面，对钱锺书的文学观、美学观、哲学观、翻译观等展开了论述，将海外的钱锺书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雷勤风2010年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召集了“钱锺书与杨绛：百年视角”工作坊，2015年又编辑了会议论文集《中国的文学世界主义者》，由荷兰Brill公司出版，这应该是海外钱锺书研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尽管钱锺书的《围城》在海外世界已经经典化，钱锺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相对于“钱锺书的世界”的深度与广度而言，实在相距甚远。作为20世纪少数几位能真正打通中西文化的学者，钱锺书以世界主义的立场，通过重新阐释中国经典，与世界展开了精彩对话，高见卓识，俯拾皆是。已出版的内容海量的《钱锺书手稿集》，更是展现了“钱锺书的世界”的深不可测。可惜，西方主流学术界对此依然所知甚浅。

　　胡志德曾说：“希望有一天钱锺书的卓越努力能化解文化差异的顽固界限，进入他深谙的欧洲文学世界。”（《寻找钱锺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依然会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和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苏州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