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报告文学《历史，在北平拐弯》。作品展现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全貌和细节，傅作义和他的女儿傅冬菊是我重笔描写的人物之一。
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天中午，我接到市内一个电话：“你是王宗仁吗？”我应承后她自报家门：“我是傅冬菊！”我马上回答：“你是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她笑声爽朗：“没见过面的老朋友！”
我告诉她，创作《历史，在北平拐弯》那些年，我多方打听她，就是联系不上，太遗憾了！
她说：留些遗憾是好事，修改书稿时有余地！接着，她给我讲了一些我没有写进作品和写得不清楚的关于她和她父亲的事，我边听边速记。
北平在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傅作义当时的头衔是“华北剿匪总司令”，和平解放北平协议书上是他签的字。
北平和平解放，避免了战争对千年古都的摧残。傅作义是有功之臣，后人称他“和平将军”。和平起义是他当时必须选择的光明之路。但是，不可忽视这样一个前提：他最后下决心在和谈协议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刻，面对的是国民党摇摇欲坠的江山，又有众多的外力助阵，他才果敢地做出这样的选择。隐蔽在他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他的女儿傅冬菊，就使傅作义起义多了一种可能。
傅冬菊用女儿千回百转的亲情和忧国忧民的赤胆感化父亲，逐渐把将军的钢盔铁甲换成了贴心的小棉袄，人们赞誉她为“和平女神”。
傅冬菊上中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1944年入党，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在天津《大公报》当记者。1948年9月，她来北平组稿，要回天津时，北平地下党员李炳泉上火车找到她，说：“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组织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方面的情况。北平的党委书记佘涤清近日会找你接头。”
傅冬菊就这样调到北平工作。随后，也是地下共产党员的她爱人周毅文，也来北平工作了。落脚北平的次日中午，佘涤清如约在北海公园一棵松树前和她见面。他把傅冬菊和父亲应该如何相处、与几个接头人怎样接头的事项，交待得很细致。佘涤清最后说：“记住你是将军的女儿，其他什么头衔都不是就行了！只有先做女儿，然后你才可以完成一个共产党员的任务！”她心领神会。
走进中南海大门那一刻，她在心里叮嘱自己：“我是女儿看望父亲来的。”此后，傅冬菊差不多隔日都要到东皇城根胡同共产党员李中家里，和佘涤清见面。有时佘有事来不了，就由崔月犁秘书长替他来接头。她把观察到的父亲的情绪表现，都如实地报告给党组织。
傅冬菊长着适中个头，显得干练，轻盈。少年时代在太原，她初中没上几天，日军的战争炮火波及到了太原，她和弟弟、妹妹跟着母亲辗转逃到西安，又从西安逃到重庆，进入南开中学读高中。当时，每逢节假日，她常和同学到《新华日报》去玩，有机会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总愿意和孩子们聊天，经常教育孩子们要多读书，不光读书本的书，还要读好“社会”这本大书。傅冬菊特别热爱周叔叔，觉得他和蔼可亲。冬菊第一次叫他“周伯伯”时，他立即纠正说：“不能这样叫，就叫周叔叔，你父亲比我大3岁！”周恩来说过，冬菊，你可以做做你父亲的工作嘛！就是周恩来的这句话起了作用，以后，她父亲来重庆办事，她总会拿上几本精心挑选的解放区出版的书放到父亲桌子上。有时也随手抓几本花花草草之类的书。看不看这些书和材料，傅作义从来没有在女儿面前透露过，只是有一次，当他一进屋又瞅见桌子上有几本书时，笑着对冬菊说：“我知道又是你放的！”
现在傅冬菊进了北平，这个老习惯仍然不改，像过去一样放书刊，多了一些有共产党消息的书刊，当然内容特别敏感的她不放，时机不到。
这天，傅作义进屋来，落座。他既没翻阅书刊，也没动筷子吃饭。好像有什么心事压在心里。
冬菊说：“爸爸，你回来得正是时候，该吃饭了，都是你最喜欢吃的，家乡荣河的小吃，刀削面。”
傅作义没搭女儿的话茬，却问她：“冬菊，你是共产党员吗？”
傅冬菊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是，我觉得我不够资格！”
父亲不再问了。屋里的气氛变得有些严肃。傅冬菊觉得有些话该给父亲说了。于是，她郑重其事地给他传达了佘涤清代表党组织对父亲提出的希望，用起义的方式解决北平的战事，她尽量把话说得委婉。
父亲听了，没有明显的表情，问道：
“你说的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现在挂羊头卖狗肉的有的是，你可别上当。要是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大了！”
冬菊有些急了：“爸，看你说得多玄乎，我又不是3岁小孩，就那么容易上当？”
气氛似乎有所缓和，不过，女儿接下来的话很严肃：“爸爸，他们都是我的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
父亲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冬菊是个诚实的姑娘，从来不撒谎，尤其在父亲面前，又是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她如实对父亲说：“这事他们没有说，我也没问，明天我弄清楚了再告诉你。”
第二天，傅冬菊和佘涤清见面时说：“我爸爸问我，要和他和谈的共产党是谁派来的，毛泽东还是聂荣臻？”
佘涤清笑了，问：“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对他说，我不知道。”
“那你就告诉他，是毛泽东派来的！”
傅冬菊把佘涤清的话转告给了父亲。他听罢，稍思考了一下，手拍到桌子上，说：“那好吧，我有一件十分机密的事，能不能请他帮忙办一下！”
“能！当然能！”冬菊回答得很干脆。
傅作义说：“请他以我的名义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冬菊说：“好！”说着她就去拿笔、纸。父亲伸手拦住了冬菊：“一个字也不能用笔写，只能记在脑子里。对你的同志也只能口授，绝不能字传。一点痕迹也不能留下！你听着，我口述，你心记！”傅作义口授了两遍，让冬菊复背了两遍。
电报原文（大意）是这样的：
毛泽东先生：
我不愿再打内战了。为了保卫北平的古迹，为了人民生命财产免遭损坏，我愿意接受毛主席的领导，接受和谈。请求派南汉宸先生来谈判。我手下现在还有几十万军队，200架飞机。过去我幻想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现在我已经认识到这种想法、做法是彻底错误的了。今后我决心要以毛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傅冬菊听着父亲口述这封信的语气，分明是长期压抑后的心情松绑和释放。他让女儿复述两遍确实无误时，才说：“好，就这样！你马上把它发出去，一定要办成！”
“爸，你放心！我一定办成！”
很快，傅冬菊就把电报口述给了地下党的另一个负责人王汉斌。王也是她经常联系的领导。她感到一阵轻松。同时，她的心头也袭上一股焦虑。父亲企盼得到心满意足的结果，现在这个结果正走在路上呢，会遇到什么意外吗？
傅作义焦虑的心情肯定比女儿有过之而无不及！翘首而盼。
一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任何回应。
傅作义不得不把女儿叫来，说：“你把地下党的负责人叫来，我派代表和他们面谈！”
傅冬菊把爸爸的意见报告给了党组织。很快就约定双方代表见面的时间、地点。傅作义的代表如约前往。可是，对方的代表没有影儿。
傅作义的心思乱极了，把怒气全发到女儿身上：“让你办事，你没办成。你认识的是假共产党！”
冬菊说：“不，是真共产党！”连她自己也知道这样的辩解非常苍白。
期间，发生了这样的事：一天夜里凌晨3时，锡拉胡同11号前北平市长何思源家的屋顶，两颗定时炸弹轰然爆炸，何思源和夫人受伤。何思源是一位爱国市长，近一个时期，他为了催促傅作义走和谈道路，四处奔忙。定时炸弹是蒋介石指派特务暗中干的，要阻挠傅作义与中共和谈。
这天，傅冬菊从外面一回来就发现屋里的气氛有点异样：父亲坐在屋里大发脾气，好像在和谁吵架。屋里明明就他一个人呀！她看到父亲坐的椅子下，扔了许多咬断了的火柴棍。
这时，父亲站起来，心急火燎地在屋里踱了几圈，又叨叨起电报换不来回讯的事。当然少不了对女儿一通埋怨。
傅冬菊有些手足无措，她的心猛地收缩起来。父亲的这些异常情绪和动作，也许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她立即把这一切报告给了党组织。这时，傅冬菊才得到消息，负责和她接头的佘涤清已经暴露了身份，被国民党“军统”逮捕。现在和她接头的是崔月犁。难怪父亲给毛主席的电报无回音。
傅冬菊很快和崔月犁联系上，把父亲近来的异常情绪报告给了崔月犁。她说：不好了，我父亲不想活了！
崔月犁听了大惊，他明白眼下安慰傅作义的唯一办法，是尽快把他给毛主席的电报发出去。
崔月犁转手就把电报稿交给了他的妻子徐书麟。徐书麟是地下交通员，她立即把电报稿送给住在北大红楼后面胡同里的译电员何剑。何剑即刻把电报稿翻成密码，送到东单洋溢胡同交给发报员艾珊。
艾珊迅速通过地下电台，把消息发到解放区河北沧州泊镇，直接交给了平津前线总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
1949年1月14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周北峰按照和解放军约定的时间，出城赴解放军平津前线总部北平通县宋庄，傅作义亲自送他们启程。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在离宋庄不远的五里桥迎候。这是双方第三次和谈。
邓宝珊是傅作义在和谈中派出的最高级代表，也是毛泽东先前所示的那种“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抗战期间，他率部驻军榆林，曾三次途经延安，毛泽东数次与邓长谈。眼下，邓宝珊的头衔是华北“剿匪”副总司令，兼任陕绥边区总司令。
邓宝珊抵达解放军平津前线后，毛泽东即发电表示欢迎。1月14日的会谈使北平和平解放的趋势不可逆转。“通县和谈”作为平津大战中国共双方军队高级将领在战场上的最后一次正式接触被载入史册。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发表公告，对外正式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实施条文。
北平大街小巷拥满人群，大家争看公告，等着看揭开北平崭新历史一页的壮观场面。一连三天，入城的解放军队伍络绎不绝。
我在创作《历史，在北平拐弯》的近3年中，总想尽量多找一些当年的当事人。我见到了崔月犁，他已经从国家卫生部部长岗位上退下来了。我特地请他带我看了他和傅冬菊交换给毛主席电报稿的东皇城根胡同李中的家。崔月犁感叹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一刻还能见面，兴许另一天的这一刻我们会毫无准备地离开北平，甚至离开这个世界！那时我们都像傅冬菊一样，总是小心翼翼。早晨心里还揣着黎明，指不定傍晚就可能戴上了敌人的手铐。”
那次，傅冬菊给我打电话，我特地求证崔月犁这番话，她听了不吭声，久久地才说了一句话：我总觉得那次带着给毛主席的电报，走到皇城根好像跋涉了半生的光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