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奈尔读书两年，认识一批中国来的留学生朋友。毕业后，大家风流云散，散居世界各地，很难再聚，但这几年拜微信等社交媒体之赐，偶尔也能通通信息，了解彼此近况。在校时跟美国人虽有交往，但毕业后就大多再无联系。当年实验室却有两个亚裔，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时不时互相联系一下，甚至还会有在纽约城里聚餐话当年的奢侈。

　　这两人一个是韩裔孔勋，另一个是日裔松本龙生。说起来，这两个人当年都是实验室的研究生，我当年博士在读，既批改理论课程作业，也要帮助实验课程的教学，算是他们的“老师”了。

　　我们3个年龄相仿（他们比我年轻三四岁，都是“70后”），脾性相近，文化背景有相通之处，甚至家庭背景也有共同话题：我们各自都有一个兄弟，兄弟目前都是单身狗。这些年我们先后成家，生儿育女，小朋友们年龄相仿；说起育儿话题，更可滔滔不绝。

　　在校时，我们就常一起吃饭聊天，还有一起观看日本动漫的有趣经历。孔勋和松本毕业后都在纽约上班。松本毕业后先是去东京工作几年，然后回美国找了个薪高事少的政府职位。孔勋是韩国出生，美国长大。他有一个不离不弃的女朋友、塞尔维亚人桑尼娅，不顾一切跟他果断完婚。

　　我刚到纽约时，孔勋和桑尼娅住在新泽西，曾邀请我去他们的住处过周末。我至今记得我们三人和他们那条叫Coco的狗悠闲度过的“乡下”周末。在纽约上班，饱受通勤之苦，我们一度讨论在城里合租一套大公寓的计划。

　　计划赶不上变化，我很快结婚，而孔勋夫妇也下定决心搬离纽约，去了西雅图。以往每天赶火车转地铁、单程一个半小时的通勤噩梦，进化为可以步行30分钟到公司的轻松写意。他们长舒一口气，向我“炫耀”终于可以“享受”生活。在那里，他们两次经历婴儿早产的痛苦，万幸的是，两个女儿如今都健康可爱。

　　上班几年后，我还先后参加了孔勋和松本的婚礼。孔勋和桑尼娅的婚礼，特意选择在康奈尔植物园举办，只邀请了双方的至亲和好友，统共不过十来人。作为被邀嘉宾，我从纽约坐灰狗赶回学校，见证了他们人生中重要而神圣的一刻。

　　松本和斯特芬妮的婚礼在法拉盛的一家大酒店举办，筵开几十席，热闹非凡。因新娘是华裔，还有相当于改良版的“闹洞房”节目。

　　我是回大陆把太太“搬运”过来的。太太到美国不久，我就带着她去认识这两位亚裔朋友和他们的太太，算是踏进我为数不多的国际友人朋友圈。

　　初到纽约，单身的我也曾受邀去松本家里作客。那时他刚成婚，又邀请了另外几个朋友一起在家里吃饭、玩游戏。他们都是在美国长大的亚裔后代，和我这样的第一代移民语言、思考和行为有不同之处，但更多是人性的互通和对友谊的珍惜。后来我们都有了小孩，还去他家参加过小孩的生日聚会。

　　我们这帮人里，桑尼娅是最有心的，至今保持每年给大家寄一张自制贺卡和全家福的习惯，还会附写一封长信，详细告知一年里家里成员的变化和成长。我每每也只能化繁就简，回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代劳。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前的秋天，我们又因孔勋一家来纽约探亲而得以一聚。我们每一家都倾巢而出，当年只是4个康奈尔的学生（桑尼娅也是康奈尔毕业），如今演变成3对夫妇6个大人和7个小孩的庞大亲友团。

　　孔勋高大，一直虚胖，不想这次回纽约瘦了100多磅。惊讶之余，大家纷纷向他请教健康减肥的秘诀。松本留起一缕山羊胡子。他在政府公司做得太轻松，干脆自己出来成立公司单干，经济宽裕之余，太太也辞掉了公校老师的教职。他们继承了父辈留下的房产，没有按揭之忧。工作和育儿之外，松本喜欢打高尔夫球，斯特芬妮喜欢购物，比我们日常接触的美国中产生活更为惬意舒适。

　　那个中午，我们在切尔西一带吃了简单的披萨午餐，然后在高线公园一路北行，一边欣赏秋日风景，一边谈笑风生，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傍晚时分，在哈德逊广场的小食店里，我们不得不告别，一一拥抱、握手或者吻颊，恋恋不舍。

　　记得上一次在纽约聚会，孔勋对我说：“我们的聚会必须三人都在。上次松本来西雅图，我们一起吃饭聊天，可是总觉得少了谁，少了什么。后来意识到：就是你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呀！”平常话语，却叫我感动莫名。康奈尔校园里的3个亚裔学子，到如今3个年近半百的美国亚裔男人，我们仨的交往和友谊，在美国歧视亚裔事件层出不穷之时，每每给我带来些许慰藉和感念。

　　看过许多地方的云，走过许多地方的桥，遇见几个留下美好回忆的朋友。这大约也是人间值得的一个重要因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