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者生涯中最远、时间最长的采访是到南极。1996年11月，我作为第13次南极考察队正式队员及随队记者，从北纬31度的上海港登上雪龙船，经海上颠簸两个多月，最终抵达南纬69度多的中国南极中山站。

　　跨越地球约100个纬度，单程1万多公里，从繁华都市驶入亘古蛮荒，起初还为大美绝景而震撼，很快就疲惫不堪。建于1989年的中山站，虽不断修缮，但那时仍是几只集装箱房，科学考察设施显得落后。

　　雪龙船卸货，没有直升机吊运，站上也没有大型运输配套机械，从船上把上千吨物资搬运上站，只能大家肩扛手提。陆缘冰平日紧锁站区附近海湾，雪龙船放艇把物资运到岸边，只能等待风吹冰散。这样的机会只有宝贵的几天。那期间，所有人包括厨师都是搬运工，不吃、不喝、不睡，白天黑夜连轴转，人累得见到一片黑石头，就恨不得立刻躺上去。

　　当时与国内通讯很困难，卫星电话用不起，只能打微波电话。通话时，坐在这套系统前的国家海洋局接线员和雪龙船、长城站、中山站的人们，都能同时听到，信号断断续续、模模糊糊。记得春节时，队员获得准与家人通一次话。通话时，所有队员齐聚报房，一人说，上百人听，通话内容就是“你好吗”“我很好”那么几句。

　　2017年底，我乘坐极地邮轮前往南极半岛，顺访长城站，见证了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巨大跨越。我乘坐的挪威海达路德公司的邮轮有200个床位，这一航次，搭乘游客多半为中国游客，他们一致要求看看长城站，船方答应一定满足。恰巧，长城站时任站长陈波是我第13次南极考察队的队友，联系上岸参观，自然成了我的事儿。

　　终于上了站区，眼前的长城站，无论是科研栋还是生活栋，各种现代化装备一应俱全。

　　走过南极长城站之后，我掉头北上，有幸到访北极黄河站。那是2019年8月下旬，我乘坐挪威极地邮轮“北极星”号，经过三四天航行，抵达位于斯瓦尔巴群岛北部新奥尔松的中国北极黄河站。那是一座褐红色的建筑，在蓝天白云与雪山海湾之间，格外醒目。抵达这里标志着我完成了到访足力可及的所有中国极地科考站的夙愿，心情格外激奋。船缆一系好，我便急忙冲下船，快步直奔过去。

　　接待我的黄河站站长何昉居然是我的武汉同乡，而且还是武汉大学的校友。北极遇乡音校谊，欣喜之情难以言表。他带我详细参观了解了黄河站先进的科研和舒适的生活设施，介绍说黄河站是中国履行大国责任，推进人类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的高端科研平台，功勋卓著。

　　临别之际，何昉赠我珍贵礼物——“雪龙2”号模型。我知道，这艘极地考察船，由国内设计制造。从它的构造与部件，我能感受得到它比过去雪龙船行进更安全、功能更强大。中国的极地考察事业，由此一定能够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极地科考事业起步于1984年。1985年2月，长城站建成；4年后，在东南极建立起中山站。随后以中山站为依托，在冰盖上相继建起昆仑站、泰山站两个夏季站。2004年7月，北极黄河站建立。近年又在恩克斯堡岛新建罗斯海常年考察站。自主设计建造的“雪龙2”号极地破冰船投入使用并完成了极地科考之旅。无论是建站数量、建站档次，还是设施与科研水平，中国都已跻身世界极地科考强国之列。

　　见证、参加中国极地考察，记录党领导中国极地考察事业取得巨大进步，堪称人生之幸！我将永远铭记那些极地冰雪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