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抬头望一眼初升的太阳，连绵的群山之外，有一个地方叫昆明。那里生产绿色包装的春城牌香烟，故乡的人们叫它“青蛙皮”，视若珍宝。火柴也出自昆明火柴厂，黑头小鬼们齐排排簇拥着，抽出一根轻轻一划就变成火焰。那时我以为火柴盒是魔盒。那时我在故乡大凉山，从未想过有天会在昆明安身立命。

　　这世界有那么多城市，我们只能择一栖居。就像这世界有那么人，只有一人能陪伴终老。这是我和昆明的缘分，是我儿时遥想它的回应。

　　2003年，一辆风尘仆仆的客车将我吐在菊花村客运站。楼房如林，让人眩晕。可是，我要像一株羞怯的稗子，在这坚硬的土地上开始新生活。我的背包里有两本发表过我作品的文学杂志，这微弱的梦想一如多年前的火柴之光。

　　那时的滇池路还算是城郊，低调的别墅掩映林中；渣土车横冲直撞，黄尘滚滚；44路公交车从海埂公园开往昆明站，需要和同一路线的私营中巴抢生意。而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那时年轻，双脚便是马达。滇池在几公里外。小商贩在大坝上卖裹了鸡蛋清的油炸小白鱼。一转身，在水里看见它们那些幸运的同伴，我吃不下了。

　　当时我的职业是房产经纪人。一群和我一样来自乡村却不甘平庸的同行，狡猾如黄鳝，刻在心上的就是4个字：出人头地。白天带人看房，看得心里哀伤——这城市，这么多房子，没有一间属于我。而夜晚却不一样。拉下卷帘门，10平方米的办公室，属于卡夫卡、杜拉斯、库普林、劳伦斯等人不死的灵魂。有时候白天也读，不忍释卷，难免错过客户。我的中篇小说《四〇一》正是源于这段经历。

　　我的写作始于抵达昆明之前。但是这座城市让我坚定了写作的道路。我曾有一段出没于一二一大街的经历，那里有著名的西南联大旧址。当年的教室还在，不远处是闻一多的衣冠冢。一二一大楼里有朱自清的蜡像，还有他出的试卷。如果时光倒流至1937年，我会在这条街上遇见刘文典、陈寅恪、沈从文、钱锺书……几十年后，毕业于这条街上的云南大学的著名诗人于坚在《昆明记》里写道，“昆明是座诗人之城”。

　　我在昆明度过了最好的年华。年轻、消瘦、冲闯、倔强。当有天从凉山转走了户口，我知道，这一辈子都要生活在昆明了。“好在”是一句昆明话，舒适之意。昆明好在，我选择在这里居住。我清楚记得我住在某个地方时，写下了哪些作品，我们相互见证。它知道我如何一步步成为一个写作者，我知道它2003年后的变化。至于更早的昆明，在于坚的《昆明记》里，在罗养儒的《云南掌故》里。

　　身处昆明，回望凉山，我的小说就产生于这个空间里。昆明和凉山，我的两个家乡。一个用来回忆，一个用来生活。仿佛隔得远了，那些人物才会在记忆里活起来。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大概不会写出跟昆明有关的小说了，因为我没有离开的打算。

　　（作者为《滇池》文学月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