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讲话是对我们从事考古教学、科研工作的广大师生巨大的鼓励和鞭策，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作为一名中国考古领域的老兵，我近40年来一直致力于生物考古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1985年，在老一辈学术带头人和学校各级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在吉林大学建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体质人类学实验室，开展了对地下出土古代人类骨骼遗存的保护与研究工作。1998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下，我们又采用校内文理交叉、联合攻关的方式，与生命科学学院合作组建了我国考古学界第一个分子考古学专业实验室——吉林大学考古DNA实验室。迄今为止，以上两个实验室共计培养研究生110余人。

　　2011年，我作为首席专家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的生物考古学考察”的研究任务。该课题以中原地区与汉民族密切相关的考古学重要资料为基础开展核心研究工作，同时对周边地区其他古代族群，重点针对根据文献史料记载在历史上与汉民族及其祖先曾发生过较大规模融合、通婚的古代族群进行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骨化学以及动植物考古学的综合研究，为探讨汉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提供了生物考古学的综合证据。

　　我们经研究发现，从仰韶时期经过龙山时期和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汉代，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及其直接后裔北方汉人，他们的体质特征与现在的北方汉族有所区别。我们把那个时候的中原地区古代先人的体质特征命名为“古中原类型”。汉唐时期，由于疆域广袤和中央集权制度强大，以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为主的人口迁移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时期人口和人类学类型的分布。汉唐时期居民相比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居民，更加接近现代汉族的体质特征。到宋代，我国现代北方汉族的体质特征已经基本形成。

　　“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的生物考古学考察”项目以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式，探索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历史形成过程，阐释了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中的各个古代族群的迁徙和融合模式等重要学术问题，为增强各民族之间的传统友谊和血肉联系，维护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和理论支撑。

　　（作者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兼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

　　本版携手科学出版社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