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只有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才能切实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为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中国将强化监测预警、检验检测、应急处置等职能，建设15个左右区域公共卫生中心，升级改造20个左右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控救治基地、20个左右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

　　一张强大、牢固的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正在编织，将稳稳兜住14亿中国人的健康。

　　关口前移

　　建立传染病智慧化

　　预警多点触发机制

　　“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尤其是对传染病而言，最关键和最大的难点在于‘早发现’。”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卫生院执行院长杨维中教授表示，早发现是早报告、早隔离、早救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十四五”期间需要重点努力的方向。

　　“非典”之后，中国逐步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传染病疫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实现了对39种法定传染病病例个案信息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时在线监测，对传染病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系统存在的不足逐渐暴露：预警关口相对滞后，对39种法定传染病之外的新型突发疫情敏感性不足。

　　“传染病预警的价值取决于能否尽早发现新发传染病和已知传染病患者的异常增加或聚集，以便将其控制在萌芽状态。”杨维中介绍，一般从感染到确诊传染病，患者可能经历相关危险因素暴露、感染病原体、出现主观感觉症状、咨询疾病相关信息、自行购药、就诊、检验、确诊等多个阶段。

　　“如果在传染病患者确诊前多个阶段节点建立相关数据的监测预警平台，预警信号就可以在更早的节点上发布，这对传染病早发现、早处置的意义非常重大。”杨维中强调，要实现关口前移，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传染病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

　　“要形成这样的机制，一要靠刚性制度，二要靠专业技术队伍，三要靠技术平台。”杨维中表示，在国家层面上要有一套完整的刚性制度作出相应安排，除了政策支持、建立专业队伍等方面，还要充分发挥中国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优势，打通医疗、疾控、农业、气象等相关部门间与传染病相关的数据壁垒，实现多元数据共享，建立多系统、多部门、多层级的传染病监测预警机制及平台。

　　同时，要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自动化地采集传染病危险因素、相关症候群、疑似和确诊病例信息等传染病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多个关键节点的数据，例如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之间实时自动共享门诊日志和住院病历的症状、体征记录，疑似诊断，实验室检测数据等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研判，及早、智能化地判别出异常情况并自动发出预警。

　　“多渠道采集和自动共享传染病发生、发展多个关键节点的实时数据，尤其是传染病危险因素和传染病影响因素，而非仅依靠个别医生的偶然发现，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预警的敏感性和及时性。”杨维中说，例如针对可传人的禽流感病毒，如果农业等相关部门监测发现禽间禽流感增加，那它传播给人的风险也会上升，如果把预警关口提前到禽间疫情阶段，就会大大减少人类感染的风险。

　　平战结合

　　提高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对处置能力

　　“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要把疾病防控和医院救治结合起来，公立医院也要加强防控工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表示，突发传染病事件中，首个病例往往最先发现于医院。

　　“患者如果有不适，一般先去医院看病，经临床初步判断怀疑为传染性疾病，第一时间报告给疾控部门，疾控部门及时启动流行病学调查、防控等工作，这是最为常见的步骤和流程。”童朝晖说，“但长期以来，很多医院对自己的疾控处、医院感染管理部门不够重视，没有当作医院管理的主要部门。”

　　在童朝晖看来，疾控处相当于医院里的CDC（疾控中心），有传染病直报、院内防控、医院感染控制等职能，既是一个行政部门，又是一个专业部门。所以医院应该高度重视疾控部门，赋予他们明确的功能职责，配备足够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疾控中心也应该以二三级医院为依托，建立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疾控体系，建立一支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疾控队伍。

　　“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理念和意识，要加强发热门诊以及感染科的建设。”童朝晖说，发热门诊是专门用于排查疑似传染病人，治疗发热患者的专用诊室，承担发现传染病疫情的前哨和预警功能，因此发热门诊至关重要。要建设好发热门诊，需要加强医疗机构基础建设，提高呼吸、重症、感染等专业学科能力。综合医院应该建设相对独立、不与主体大楼连在一起、符合三区两通道的布局体系，通风、空调系统要达到传染病防控标准，发热门诊、传染病病房的氧气供应、医疗设备等都要符合要求。

　　“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要平战结合，发挥综合医院对疑难复杂疾病的诊治和危重症救治的技术优势。”童朝晖表示。

　　重症、危重症患者往往需要多学科综合救治，同时积极治疗基础疾病，防治继发感染等并发症。以往，传染病救治中心往往设在传染病专科医院，这些医院平时主要诊治肝炎、艾滋病等普通传染病，缺少呼吸、重症等学科和相应的人才队伍储备，重症危重症救治医疗能力相对不足，难以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需要。综合医院由于科室齐全、诊治病种广泛，呼吸、重症、感染等专业学科能力强，具备疑难复杂疾病的诊治和危重症救治的技术优势，拥有平战结合的条件，“战时”可以快速反应、开展集中救治，“平时”可以发挥综合医院的职责任务，因此要进一步加强临床医学国家和区域中心建设，发挥综合医院的技术优势。

　　统一布局

　　全力加强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教授表示，首先要改革和完善公共卫生相关的体制机制，梳理国家层面、地方层面负责公共卫生事务的机构及其能力、资源、制度安排等，理顺体制机制，做好相应的权责划分。

　　其次要有充足的资源保障，主要包括公共财政和人力资源的投入，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应该保持稳定且稳步增加，同时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适应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人才培养使用机制，健全完善待遇、考核、评价和激励等相关政策。

　　第三是全社会要充分认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公共卫生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说到底公共卫生关乎每一个人，人人都不能置身事外，因此每个人要具备最基本的公共卫生知识和能力，在科学知识的指导下遵守公共卫生的行为准则，从而保障中国的公共卫生安全。

　　“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是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的应有之义。”薛澜表示，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中国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积累了宝贵经验，建议将本次疫情防控的有效做法固定下来，发挥统一指挥、综合协调的职责，形成强有力的应急管理领导体制，确保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或其他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平战转换、统一指挥、综合协调有明确的制度保障。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中提出，要建立健全统一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体系，从国家层面对应急物资储备作出布局，具有重要意义。”薛澜表示，这套体系并非意味着把应急物资储备集中在某个地方，它强调的是“一盘棋”，针对不同类型的应急事件和各地发生各类事件的可能性，合理分配资源，打破政府部门之间、区域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等诸多现存壁垒，确保紧缺资源在关键时候能够得用得上，节省于应急而言最为珍贵的时间成本。

　　“比如疫苗、药材等应急物资有保质期，储存量太大容易造成浪费；量太小，需要时又于事无补。”薛澜强调，这就需要把握好度，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细化到比如什么类型的传染病暴发、对关键物资的需求呈现什么周期、基本的应急物资要准备多少等。实际发生的情况与预案可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所以也需要随机应变。”另外，应急预案需要不断演练，不断更新，总结经验教训，最终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