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几年春节期间，看电视里有少林寺武僧团进行精彩的武术表演。台下有学者点评说，“武”字拆一下，是止戈为武，就是怎么能让干戈化为玉帛，让战争停止下来，这才是武字的本义。

　　这样解释武字，很流行。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中爱好和平、制止杀伐的基因，这事我举双手赞成，但是可以举的例子很多，偏偏“止戈为武”不在其列。

　　把武字的意思解释成止戈为武，曾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说文解字》虽然伟大，但错误也有。小篆里的武字，是上戈下止。这个止字是象形，是趾的本字，表示人的脚。整个字形就是一个人扛着兵器“戈”行进。去干啥？去进攻，去打仗。这哪里有制止战争的意思？

　　当然，后世给武字赋予新的意义、新的内涵，这没问题，约定俗成即可，正恰恰说明了文字的意义是不断变化、不断丰富的。但不能因此就用今天的理解去说明过去的字义，那无异于刻舟求剑。

　　清代学者段玉裁说过，文字的初始阶段，先有义后有音，有了音之后才有了形，是义—音—形。而人们学习研究文字的过程正好相反，是先看到形，再得到音，知道了音才能明白义，是形—音—义。

　　中国语言学分三门：文字学——研究字形、音韵学——研究语音、训诂学——研究语义。训诂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萌芽了，到汉代有了极大的发展，确立了两种基本的体式，流传至今。一个是随着文章行文注释字义、词义、文义的注疏，一个是字典、词典之类的专著。

　　前者最有名的莫过于“四大名注”：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唐李善《文选注》。他们的注解范围远远超过了对一字一词的解释，是把诸多相关史事、其他书里的资料，大段大段地一并列上，以至于有时候注解的文字比正文还多。

　　后者最有名的莫过于第一本字典《说文解字》。许慎认真地解释了9353个字的意思，并说明了每个字的造字法。可以说，要想真正读懂古书，就离不开《说文解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人问钱钟书为什么不招研究生。他说：“先把《说文解字》读通了再来考研究生也不迟，字都认不全，读什么博士？”

　　训诂方法有很多，简单说一个，因声求义，就是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其义也相同或相近。比如我们常说，做人要讲义气，要有道义，这个义字什么意思？古人说了：“义者，宜也。”用同音字“宜”来解释“义”。宜就是应该的意思。在中国人眼里，行义，就是做应该做的事。

　　传统训诂的弊端也不少，除了“止戈为武”是典型的拆字为训之外，还有一个繁琐寡要的毛病。西汉有位学者秦恭，解释《尚书》里“曰若稽古”这4个字，竟然用了3万字。不过，一个字也没流传下来。

　　某些学者的大部头著作，对某一词的阐释，对某一事物的说明，看似洋洋洒洒，实则空洞无物，比起秦恭，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