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对老院子都不陌生。那种形若品字结构，中央有一硕大石地坝的院子，散落在川东各地。人们常以住在该院子人数最多的姓氏命名该院子，比如张家院子、李家院子等。

　　老院子的历史，长则数百年，短则几十年。风风雨雨中，土墙的颜色已经黄中带灰，上面布满坑坑洼洼的凹痕，甚至硕大的裂缝；墙上的椽子、檩子黑黢黢的，已看不出木头的本色，就像烟熏火燎的老腊肉；房上的青瓦，在风吹日晒中泛白，有的甚至结了一层暗黑的青苔。墙壁上也有窗子，但窗子一定是雕花的木窗；地坝里也有青石板，但青石板一定是溜光平滑的。

　　虽然老院子大小不等（少则七八户，多则十几户），但它们的建筑格局却大体相同。通常，朝门进院子正对的那间堂屋，做队上的保管室，余下的张家、李家、王家等依次排列，直至围成一个长方形模样的相对封闭的院落。

　　老院子的房屋外，都有宽窄不等的石阶檐。别小看这阶檐，它的用处实在不小。由于它能遮阳避雨，平常日子，村民们常用它来堆放柴草、搁置农具等，孩子们则在那里读书写字；农闲时节，它又成了大人们玩骨牌的处所，甚至连红白喜事的记账，支客司们也乐意将摊子摆放在上面。更重要的是，它就像一条环形游廊，将各家各户串连到一起，即使刮风下雨，人们也可以很方便地到东家借根针，到西家取个火。

　　老院子里最受瞩目的当属石地坝。

　　作为大家活动的公共场所，石地坝的用处实在不少。夏天，村民们常用来摊晒小麦与油菜；秋天，摊晒稻谷与玉米。别看石地坝上没有界线，摊晒粮食时，村民们总会自觉地选择自家门前的那一团，决不越雷池半步，除非征得对方同意。也有因摊晒粮食争抢边界、扯皮角孽的，但要不了多久，他们又会和好如初。

　　不过，在石地坝里举行的最隆重最热闹的活动，要数放坝坝电影。

　　那时，文化生活极为匮乏，看坝坝电影成为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但放电影的机会少得可怜，即使有，也多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大队小学校。能在自己所在队的老院子里看一场电影，是千载难逢的喜事。所以，无论大人小孩，得知电影将在本队的老院子里放映，都会高兴得像过大年。他们会早早地将消息带给亲朋好友，并为他们提前准备好凳子甚至瓜子；他们还会在电影队来之前，将老院子彻底打扫干净。作为“一家之主”的队长，当然不会闲着，他会及时安排队上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去公社将电影放映机挑回家，而后将放映员的晚饭，安排到队上条件最好、厨艺最佳的人家，有时还会去陪放映员呱啦一阵子，套套近乎。

　　当天边最后一抹夕阳消失，沉寂的老院子开始逐渐变得喧嚣。先是附近的村民，三三两两结伴而来；接着，那些离院子较远的男女老少，也往院子里涌；很快，院子里变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些找不到合适位置的年轻人，干脆攀到屋门前的石柱上，或者阶檐上方的木梁上。就在电影开映之际，队长会不失时机地挤到放映机前，说上几句诸如“注意安全”“注意防火防盗”之类的话，也有胆大的年轻小伙，趁队长不备，抓过扩音喇叭，说上几句玩笑话，惹来一院子哄笑。

　　事实上，因为在自家石地坝里放电影的机会少之又少，小孩子们倒更盼望过年。那时，他们不但能穿上漂亮的新衣，更能和伙伴们在石地坝里疯闹。

　　一到过年，尤其是正月初一，大家都待在家里，早上汤圆一吃，全都涌到石地坝。这些一直浸泡在农活里的村民，自然不会错过这难得的悠闲，老一辈搬来桌椅，选择一个角落，三五个围坐在石地坝里打骨牌或者纸牌，输者嘴上，必贴上一长溜一长溜的纸条，名曰巴胡子；年轻的媳妇姑娘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这儿一簇，那儿一团，比赛踢毽子；小伙子们不甘示弱，他们挥舞着形似乒乓球拍样的木板，将毽子从石地坝这边击到那边，引得那些捡拾者呼啦啦地争抢，抢中者兴冲冲地跑过来，接过挥舞者的木板，再击。至于孩子们，他们一会儿窜进玩骨牌的老人堆，一会儿钻进踢毽子的姑娘们围成的圈里，也有趁小伙子们疏忽，抢他们毽子玩的，但只要有人怒吼，孩子们必将毽子往屁股后面一扔，灰溜溜地逃走。

　　由于数十户同居一个院子，大家对彼此了解颇多。东家的媳妇孝敬公婆，西家的媳妇厨艺不错，哪家订了媳妇，哪家来了客，打了酒，割了肉。老院子就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地和谐运转。

　　后来，一些腰包鼓起来的年轻人，开始搬离老院子，他们在老院子外边的空地上，建起单家独院的砖瓦房、平板房，直至小别墅。空落落的老院子，因无人修缮、维护，开始坍的坍，塌的塌，到如今，保存完好的少之又少，为数不多的变成了文物管理部门的保护对象。尽管老院子老气横秋、千疮百孔，也算是留住了一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