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陆建新,是一名来自中国建筑集团的普通工程师,也是深圳经济特区千千万万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今天,能作为基层建设者代表在这里发言,我深感荣幸。”10月14日上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在广东省深圳市隆重举行,中建集团旗下中建科工华南大区总工程师陆建新作为深圳代表之一发言。
56岁的陆建新已两鬓斑白,目光炯炯有神,有一张刚毅而质朴的脸。发言那天,他感慨万千。从庆祝大会所在的前海国际会议中心出发,向北、向东,都会看到陆建新参与建设的高楼或是大楼。它们中有不同年代的深圳最高楼,也有深圳占地面积最大的建筑。它们写下了一个建设者的职业生涯,记录了中建集团在内的无数建筑公司的努力,更刻画了深圳这个伟大城市的样貌。
从小渔村到今日深圳,这座城市有一个建设者叫陆建新。庆祝大会后,他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对过往娓娓道来。
一封信,一世高楼情
1982年,湖北荆门,18岁的陆建新收到工友寄来的信,邀请他来南方的一座新城市,信里说,这里热火朝天,还说要盖整整50层的中国第一高楼。陆建新虽然学建筑,见过的最高楼却只有5层,读完信他感觉,“这是何等有幸、顿觉心潮澎湃”。唯一的问题是,深圳的“圳”字不会读,只好去查了新华字典——那个年代,中国大地上听说过深圳的人不多。
南下的火车上挤满了人,座位上、座位下、卫生间、过道里,全都是年轻人,怀揣着梦想去南方。兴奋的陆建新从武汉坐火车到广州,从广州坐火车到深圳,出了罗湖海关才发现,这个火车站还没内地普通县城的火车站大。没有高楼,遍地平房。至于传说中要盖50层的深圳国贸大厦,此时只挖了个大坑。
年轻的梦想尚未追寻,就进入了灰头土脸的现实。旁边一栋七八层高的楼上,挂了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就这样,他投入了火热的建设中。那时,面对中国第一栋超高层大楼,大家都没经验,最多就在书本上学过。陆建新学的是工程测量专业,来到这里专门负责测量放线。仅仅用了一年时间,他就担任了测量小组的负责人。彼时,没有太多科技含量,一切都是笨方法,用“大炮筒一样的激光铅垂仪”,先测完一层,然后第二层跟第一层如法炮制。
陆建新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座没有以高楼迎接他的城市,此后每个时期的最高楼的建设都有他的参加。
说起每一栋参建的大楼,陆建新都能不假思索地说出高度。深圳国贸大厦,当时的中国第一高楼,160米;深圳发展中心大厦,中国第一栋超高层钢结构大厦,165米;深圳地王大厦,当时的亚洲第一、世界第四高楼,383.95米;北京银泰中心,当时的北京第一高楼,249.9米;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当时的世界第一高楼,492米;广州珠江新城西塔,当时的华南第一高楼,437.5米;深圳京基100,新的华南第一高楼,441.8米;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如今的深圳第一高楼、中国第二高楼,598米……
“在北上广深,我都在当年当地的代表性建筑上留下了痕迹。”陆建新颇为自豪。
从3天一层楼,到20天一个医院
“深圳速度”,一个响当当的词,正是诞生于陆建新参建的第一个高层建筑——深圳国贸大厦。
已经过去了38年,陆建新依然记得当年艰辛。一开始,深圳国贸建设速度并不快。具体方法,“跟农村盖楼一样”,采用传统翻模施工,10天一层楼,等混凝土干了,再继续施工。为了提高速度,设计师们创造了滑模施工技术。理念虽新,但国内无先例,面对这项新技术,大家都没经验。前三次试验,都失败了。
在绝望中,第四次试验成功了。自此以后,国贸大厦31层以上“三天一层楼”,迅速就建成了50层高楼,写下了彪炳时代的“深圳速度”。
1994年,陆建新参与到深圳地王大厦建设中。这一次,由于是国际招标,与他共事的团队有日本人和中国香港人,他们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技术,以及更为危险的操作方式。原先,陆建新一直站在楼板上用仪器测量,在新的方法之下,需要站在高空走独木桥。那年月安全防护措施差,人经常摇摇晃晃,过个10分钟,就会发现手心全是汗,脚趾蜷曲在鞋子里。
这还不算,大楼一直建设到100米了,还没安装电梯,他每天要背着10公斤的仪器和木质三脚架,一天上下两次,下了班坐公共汽车回到镇上,先走一段平路,再走一段山路,才能回到宿舍。一沾床,倒头就能睡着。
有一幕深深地印在陆建新脑海中。那一天,地王大厦快封顶了,他正在高空作业,一抬头发现有6、7个人在大厦里参观,一位老人冲他挥手致意,他也挥手还礼。老人挥着手忽然哭了。等到下楼以后,领导告诉他,看到一帮年轻人在用生命干活,老人家感动哭了。
就这样,深圳地王大厦创造了10天盖四层楼,“两天半一层楼”的速度。这是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速度”。
时间来到21世纪,2007年陆建新第一次做执行项目经理,负责当时的华南第一高楼广州西塔建设工程,在他的率领之下,项目克服了重重困难。比如,西塔外围的柱子全是斜交网格结构,钢柱直径最大1.6米,柱子倾斜度约在37度,如何让这么粗重而且倾斜的柱子在焊接之前立起来,稳得住?国内已成建筑并无参照对象。陆建新很快就想出了办法。
就这样,广州西塔的施工速度,达到了“两天一层楼”。尽管施工地在广州,但对陆建新来说,这同样是属于21世纪头十年的“深圳速度”。
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时,陆建新还在江苏老家探望父亲。一星期后回到深圳,这位金牌项目经理,在家里实在待不下去,拖着行李箱投入了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应急院区的建设。那天,他连车都打不到。跟医院只有一墙之隔,没人愿意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在这里,陆建新跟480多名管理人员、1万多名工人日夜奋战,一天上班16个小时。最辛苦的时候,他连续熬了三个通宵。夜里,看到深圳第三人民医院的灯一层层往上点亮,他心里清楚,疫情不容乐观,于是更加努力投入建设。这座有1000个病床位、高标准负压的院区,仅仅用了20天就建完了。
“体现了新时代的深圳速度!”院区建成后,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视察时,这样感慨。
从深圳出发,为中国建筑创新
“第二座比萨斜塔要诞生了。”听到这句嘲笑时,陆建新只有20岁,正在参与深圳发展中心大厦,中国第一栋超高层钢结构大厦。那时,楼体是日本人设计的,钢结构的材料是从日本买的,国力如此。所以在中国施工队伍拿下招标之后,外界有了这样的声音。
“我是搞测量的,你说要建成比萨斜塔,那这楼就是给我搞歪了呗?”陆建新憋着一股气,用最笨的办法,反复测量,重复劳动。
大概从这样的岁数起,通过创新来提高中国建筑施工水平,就成了陆建新职业生涯的重要使命。而他本人,也成为中国施工技术从低水平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参与者、见证者。
他举了两个大厦的例子。
一个是深圳地王大厦,因为施工太累、太危险,陆建新不得不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比如,因为爬上爬下,带着三脚架不方便,他索性做了一个转接件,通过螺丝上到柱子的耳朵板上,再把测量仪直接放到连接板上,省却了人工之累。
再如,在二三百米高空测量时,地面三级风,上面就有六级风,不但危险,测量精度还不准。即便从香港借来全站仪,也必须配合一个很大的反光镜才能用,陆建新结合上学时的知识,专门去仪器店买来拇指大小的反光镜,这样揣在兜里就能带上高空,人也就安全了。直到如今,这还是行业的标配。
就这样,地王大厦盖到封顶时,偏差也只有25毫米,而当时美国的标准是向内偏差允许可达7.5厘米,向外偏差允许可达5厘米。陆建新创造了一个行业奇迹,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有分量的特等奖。
第二个例子,是如今的中国第二高楼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
在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塔吊需要像壁虎一样攀附在墙上,每隔一段时间攀升一次。这在之前没有先例,所以陆建新拉着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力学博士,一起设计并为塔吊安装了支承架。安装上之后他才发现,即便没风的时候,塔吊都在摇晃,还发出“咔咔”的响声。
“塔吊随时可能掉下来,万一出了事,是要终生问责的。”陆建新吓出一身冷汗,连家人都劝他别干了。他咬牙坚持,发现问题出在钢销子粗细上,原本设计5毫米的间隙太大了,于是重新加工销轴,设计间隙缩小为1毫米。为了加快进度,他找到一家可靠的小工厂,不分白天黑夜赶制,终于把4台塔吊架子上的150多个销子分批更换。
说来容易,但整个过程持续了3个月之久。那3个月,项目经理陆建新夜夜失眠,度日如年。但正是在这栋大楼摸索出的塔吊吊挂拆卸技术,获得了2015年的国家发明专利,并在2017年4月的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被评为特别嘉许金奖。
在新时代继续建设城市
一个问题,让陆建新腼腆地笑了。
本报记者问他,后来是否去过自己建设的高楼时,陆建新如实回答,都是最近两年才上去拍的照片。这位建筑师的一生,是不断起新楼,而不是享受繁华。他几乎没上自己盖的楼消费过。
回想过去,陆建新觉得,中国建筑的水平,是一代代建设者传承、积累下来的。从摸索深圳国贸大厦开始,老一代人的钻研精神,就在陆建新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他要把这些传承下去。他的不少徒弟已经成为中建科工的中坚力量。而他的许多发明创造和创新理念,也已成为国内建筑行业的共识。
38年来,陆建新辗转工作于国内外8个城市,参与46项工程施工,国内已封顶的7座100层以上钢结构摩天大楼,他主持承建了其中4座的主体结构,参建工程总高度达3600余米。他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次,取得国家专利16项、国家级工法1项。如今,陆建新所在的中建科工,在全国各地400米以上的地标性建筑中占比高达90%,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陆建新特意为自己“正名”:“我可不是只爱建高楼,也爱其他建筑。”他举例,去年刚刚建成的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光长度就有1.8公里,是全球最大会展中心。再之前,他还建设过沈阳桃仙机场二期航站楼、厦门会展中心、广州花都新白云国际机场,等等。
至于陆建新接下来的目标,也大多都不“高”,而是丰富多彩。他说,接下来想为深圳建设学校、医院、城市绿道、立体停车库,想做旧城改造、口岸改造,想让深圳更美好。
说起自己的名字,陆建新自言自语道:“现在的解释应该是,在这片土地上,建设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