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与微观中的人口与社会

　　伴随中国的人口发展变化，过去狭义的人口学——人口统计学发展成广义的人口学，不仅研究人口统计，还要研究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新中国人口学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按照广义人口学的脉络进行梳理，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口学研究领域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人口政策的演变，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79年；第二阶段是1979年到2012年；第三阶段是2013年至今。

　　新中国成立以后，围绕人口的争论一直存在，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与物质生产资料的增长能否同步。从社会学派的人口节制主义到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从对马寅初的批判以及对批判的纠正，再到对低生育带来的人口老龄化的重视……可以说学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人口促进经济增长到人口质量制约经济增长，又回到人口促进增长的过程。生育率、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所以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认识和判断需要从当时的经济条件和发展出发，离开经济发展阶段的约束，单独谈论人口出生率的高低是危险的。

　　随着研究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人口结构而不是人口总量更有意义。1980年到2010年期间，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即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人口抚养比持续降低的情况下，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额外的贡献，通常称为人口红利。中国之前经济高速增长中，人口红利的贡献达到25%。2010年以后，中国人口红利窗口逐渐关闭，潜在增长率也出现逐步放缓的趋势。此外，学术界越来越多地采用人口差异化的视角来重构经济和金融模型。

　　1980年出台的独生子女政策并非没有考虑到日后的老龄化和独生子女家庭等社会问题。准确地说，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既非权宜之计，也非永久之计，而是着眼于从严控制一代人生育力的特殊政策。以25-30年作为一代人，或者是一个周期。此后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就是对政策的调整和完善。

　　70年中，传统的狭义人口学——人口统计学本身亦有发展，从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转向调查人口的统计方法、人口推断和预测以及人口统计数据的质量评估，相关研究突出了我国对人口预测的准确性问题。其次，该领域针对生育模式、死亡率和死亡模式也进行了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口死亡率总体进入快速下降的过程，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持续增长。这个领域也包括了婚姻问题、出生性别比问题以及人口流动问题。

　　我们看到了人口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影响，即宏观与微观的社会影响因素推动了人口转变，而人口转变也反过来推动了社会发展及新的社会贡献的产生：包括人口增长、人口迁移流动与社会，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以及人口性别、人口结构与社会的交互作用。

　　社会因素及变革引起了生育率的两次转变，生育率从上世纪60年代的6.25下降到世界平均水平以下，使中国正式进入低生育国家行列。同时人口转变也带来人口老龄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独生子女以及空巢老人群体等问题对人口学、社会学的研究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

　　与其他研究相比，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尚不完善，现有研究更多关注人口与环境污染及人口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何将人口与资源环境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还有待更多的探讨。采用规范的理论经济学体系，构建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未来研究的重要特性。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新中国人口学研究70年》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