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一直在行走,从我的故乡马尔康到成都,再到世界各地。最让我牵挂的,是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汶川的那场特大地震。
倾听生命的呼唤
当年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在诺贝尔奖的受奖演说中说,每当她有一个萦回于心的故事,并不会立即动手写作,而是需要继续等待。用她的话说,是在等待听见一种“腔调”,只有当这种腔调在耳边真切响起,被她听到,这才是写作的开始。
在汶川地震10年后,我开始动手写《云中记》,并不是因为我缺材料,没有故事,或者不能意识到故事所蕴含的意义,而是因为莱辛所说的那种“腔调”尚未被听见。对一个小说家来讲,最重要的并不是有没有故事要讲,而是以什么样的语言方式使这个故事得到呈现。我作为一个志愿者,亲历了汶川地震的救灾和重建的过程,见证过最绝望、最悲痛的时刻,也听见人类在自救与互救时最悲壮的抗争与最无私的友爱,因此常常产生书写冲动,但我多次抑制这种冲动,是因为我没有找到恰当的语言,没有听到“腔调”的出现,为此还得常常承受袭上心头的负疚之感。
地震在瞬息之间,造成了数十万人伤亡,把一个家庭几十甚至上百年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把数代人、数十代人建设起来的村落、城镇及其他公共设施毁于一旦。悲痛那是当然。起而抗争的壮烈,那是当然。举国驰援,恩深爱重也是当然。
在这次地震中,许多城镇村庄劫后重生,也有很多城镇和村庄与许多人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我想在写这种消失时,要写出生命的庄严,写出人类精神的崇高与伟大。在至暗时刻,让人性之光从微弱到明亮,把世界照亮,把人心照亮。要写出这种光明,唯一可以仰仗的,对一个小说家来讲,唯有语言。从地震十周年纪念日那个时刻开始,三个多月时间,在我每天的持续写作中,词语们映照而来,它们都发着微光,把来路照亮,我用它们构建一个世界,它们集体的光把这个世界照亮。
我想,当我面对灾难,书写灾难,一定要写出灾变在人身上激发出来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如惠特曼为他自己所追求的语言方式所说的那样,要“同时置身于局内与局外,观望着,猜测着”。“我的巨人和我在一起”,我让主人公在他的亦真亦幻的世界中行动,在他的现实世界中行动,而我作为一个书写者的任务只是“观望”和“猜测”,一个凡人、一个如此平凡的人如何依据情感的逻辑演进成一个伟大的英雄。
喊出向上的力量
我自己出身的族群中有种古老的崇拜体系,是前佛教的信仰。我不是一个宗教信徒,但我对这种古老的信仰系统怀有相当的敬意。它的核心要义是尊崇与人类生命同在的自然之物。
且歌且行,记在云中。我的所记所歌,用的是我的第一母语——嘉绒藏语。我将其作为感知世界的出发点,使我能够随着场景的展开,随着人物的行动,时时捕捉那些超越实际生活层面,超过基本事实经验的形而上的东西,并时时加以呈现。在这样的情境中,语言自身便能产生意义,而不被一般性的经验所拘泥。这种语言调性的建立是基于我的第一母语嘉绒藏语,这是一种对事物、对生命充满朴素感知的语言,如何将这种生动的感知转到中文里来,也是我面临的考验,古典中文给了我很好的帮助。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许多一个人的生命与周遭的生命相遇相契,物我相融的伟大时刻。
那是杜甫所写的“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那样的伟大时刻,也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样的时刻。
这些伟大的时刻是身心俱在,感官全开,是语言与情感和意义相融相生的伟大时刻。而中国叙事文学“且听下回分解”式的方式从未对现实取得过这样的伟大语言胜利。
我试图在表现人与灵魂,人与大地关系时,努力把眼光投向更普遍的生命现象,努力把眼光投向人对自身情感与灵魂的自省。此时,中国叙事文学中汲汲于人与人关系的那些招术就全面失灵了。只有中国诗歌中那些伟大的启示性召唤性的经验,是我所需要的,这种在叙事状物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情感控制的能力,也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发现,中国文学在诗歌中达到的那些巅峰时刻,手段并不复杂,赋、比、兴,加上有形状,有声音,有隐而不显的多重意味的语词。更重要的支撑,是对美的信仰。至美至善,至善至美,至少在这本书里,我不要自己是一个怀疑论者。我要沿着一条词语开辟的美学大道护送我的主人公一路向上。
两种母语的滋养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羌妇语还哭,胡儿行且歌。”
巨大的灾难,众多的死亡当然是让人“语还哭”的,但灾难的书写不能仅止于绝望,更要写出“行且歌”的不屈与昂扬。
这种叙写与抒发可以同时兼顾的优越特点,我认为正是中文这种伟大语言所擅长的,需要珍视与发扬的。《文心雕龙》中说:“傍及万品,动植皆文”,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我向来以为,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语言。有了写作所需的材料与构思,最终还是要等待特定语言方式的出现。在写作过程中,词语间时时有灵光跳跃闪烁,一个写作者就是一个灵光捕手,手里有的只是一张随时可以撒开的网,在语词的海洋中捕捉灵光。一网下去,捕捉到了什么,打开看看,在意义之外,捕住了什么?通感、象征、隐喻,精灵的小眼睛星星般一闪一闪。或者只是一个准确的词,或者是一个形意全出的字。瞬息之间,那个被无数次使用而已麻木的词又复活了。那个老旧的字,站在那里,摇撼它,它会发出新的声音,新的声调带着新的质感。如此,一个有新鲜感的文本渐渐生成。语词是它的地基,语词是它的门户,语词是它的穹顶。写作就是召唤语词加入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重新构建。
作为一名记录者,我认为一部优秀作品最大的魅力就是“审美的光芒”,这种光芒必然是来自语言。
嘉绒藏语是我的第一母语。这种语言是我最初进入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的路径。当我开始写作,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用中文写作。我更喜欢把很多人称为汉语的这种语言叫做中文,因为它也是全中华共同使用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中文叫做我的第二母语,我的幸运在于,这两种语言都在不同方面给了我非常伟大的滋养。
(阿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中短篇小说集《月光里的银匠》《遥远的温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随笔集《就这样日益丰盈》《草木的理想国》以及非虚构作品《大地的阶梯》《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等。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意、德、俄、日和西班牙等十数种语言在海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