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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稀记得，波士顿的夜晚很静谧。我呈大字形躺在查尔斯河畔，让自己彻底隐入星光点点的黑夜里，与这座城市肌肤相贴。
在哈佛读研的那段日子是我思考力最蓬勃的时候，每天无数的问题在头脑中如指数般生长。我像海绵一般汲取着无穷无尽的养分，日复一日地读书、听课、思考、写作。如果说《风雨哈佛路》这部电影在我幼小的心灵种下了一颗力量的种子，那么10年后，这颗种子终于在最适合的土壤里生根发芽。我常把哈佛比喻成一段勇者之旅的开始，因为我在这里经历了对自己的觉知、对多元的探索、对挑战的承接。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课是用“项目式学习”方式进行认知科学的研究。我的导师是哈佛教育学院著名的认知科学家，专门研究人类如何将因果关系认知运用到复杂问题的解决上。我清晰地记得，我在她的课上完成了60多页纸的理论分析、教学项目设计与评估。那时，我是她课上唯一一名中国学生，难免会在文化语境方面存在心理弱势，但我却在那门课上受到了最大程度的滋养。
最开始，由于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我选择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好几次试图举手发言都被前排的美国同学抢先了。几节课下来，越发觉得物理距离直接影响了我的心理感受。于是我迅速调整策略，移到第一排正中间、与教授仅有1米之隔的空位。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进入距离老师最近的视线，意味着整堂课（3小时）都得高度专注，随时与教授有眼神和言语上的交互。但这也促使我做更充分的课前准备，从习惯于“精心组织语言后发言”到“一边思考一边表达”。一整学期的课程只围绕一个项目，从选题、搭建框架、内容设计到不断根据反馈来完善这个过程，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是新奇的，甚至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我不曾想过自己可以从0到1去创造一个有思考层次的作品，更没想到能有那么多跟导师一对一深度探讨的机会，从而得以不断获得私人订制的反馈和启发。
两年后，导师高兴地联络我说，她拿到了可以将我的课程设计落地中国的科研基金。自那以后，这个项目便从我个人的学习成果升级为有社会效应的工具包。
反观这门课的体验，我意识到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下，主动去表达和呈现自己、得到关注、获取资源，是非常必要的生存能力，这对刚接触美国文化的中国学生来说是有一定挑战。语言和文化是外在的壁垒，而由它们引发的心理壁垒是更难以跨越的，最终能发展出“适应性”和“心理弹性”这两个特质的中国学生往往能在美国学术环境里找到比较舒适的打开方式。我感悟到，人与学习的关系不是孤立的，而是历史性的、社会性的。当我学习一门课，它不是一片叠加在我原有知识体系上的面包，而更像是一颗灵活的螺丝钉，需要被我精准地找到它该嵌入的位置。这个位置由它的历史阶段、社会意义和我对现有世界的认知所共同决定。每当我想要进一步加深自己的思考深度时，便会继续追问：我为什么要学习它？我如何把个人学习成果有效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我如何用它去更好地服务于更广泛的人群……
在哈佛的学习经历让我对不同的教育体系有了更多认识，也让我对祖国产生了更深的联结感，因为我能深切地体察到个体发展与群体发展、社会发展的同调性及参差性所产生的张力和背后的动因。这些思考指引了我的回归之路，回国后的我如愿来到了上海纽约大学担任学生咨询工作。我希望能通过一对一的深度交谈，引导学生们用转化型的思维去看待冲突、碰撞、融合，让这些思考成为学生们认识这个多元世界的珍贵视角。
（作者简介：王忞青，曾就读于哈佛大学，现就职于上海纽约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