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融合打造乡村治理新格局

　　天价彩礼送不起、环境污染问题、有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如何治理当前乡村中存在的这些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夯实乡村振兴的基层基础明确了目标，指明了路径。

　　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乡村振兴能否实现，基层治理能力很关键。近年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因地制宜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涌现出了一批好做法、好经验。

　　从事后问法到事前询法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浙江省不断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努力打造“三治融合”，为全国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样板。

　　“风貌建筑名额只有22幢，符合政策的却有59户，怎么办？现在来听听大家的意见。”这是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泗洲头镇墩岙村村民说事的场景。小小的村会议室挤了三十多位村民，大家在热烈讨论房子名额如何分配。

　　以前，村民对村里的事情并不关心，近几年，当地推行村民说事制度，把村民想要的和村里想做的结合起来，让村民和村干部面对面讨论问题商量办法。

　　“老百姓没有意见了，因为我们在项目实施之前，充分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墩岙村党支部书记鲍英钱接受采访时说道。如今，“村民说事”制度已在象山县490个村推广，逐渐形成了“有事敞开说，有事要商议，有事马上办，好坏大家评”的“说、议、办、评”制度。

　　自治为基，法治为本。调解纠纷、讨论村务要靠群众参与，更要靠法律保障。

　　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的村民调解委员会中有一位特殊的人，她是村里专门聘请的法律顾问李芳。最近，余村要将闲置的房屋出租，李芳要把关合同。

　　“利润分成这一块，不能混淆在一起，这是有冲突的。”村里的这份租赁合同，李芳给了不少修改意见。“以前是事后问法，现在是事前询法，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这点。我们村干部、村民的法律意识提高了。”

　　村里的大事要讲法，小事更要讲法，现在邻里纠纷、事故赔偿等等，村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法律顾问来咨询。

　　自治，让老百姓有了参与的活力；法治，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而德治更像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一般，改变着老百姓的内心。

　　在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桃园村，由退休干部、乡贤、村民小组长组成的“道德评判团”通过协商共议，评定“星级家庭”，并定期对各类问题进行点名曝光。村民高美生家因为鸡鸭混养产生污水，一颗星都没有拿到。上个月底村里卫生考核，高美生和老伴把院子里里外外打扫了三回，拿到了村里颁发的“最快进步奖”奖状。

　　通过三治融合机制，浙江省94%的村都有民主议事、村民议事，98%的矛盾和问题在乡村两级就得到了解决，真正做到了矛盾不上交，小事不出村。

　　天津宝坻实施六步决策法，广东惠州推行“一村一法律顾问”，北京顺义制定村规民约……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并举，各地真正做到了用良法善治为乡村治理保驾护航。

　　“治理不是管制，治理不是政府唱独角戏，不是政府单打独斗，也不是单打一。”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表示。“自治、法治、德治是维护乡村治理格局良性运转的不同治理方式。自治是属于村庄的范畴，法治是属于国家的范畴，德治是属于社会的范畴，这三种方式是互为补充、互相衔接、缺一不可的。”

　　人情味不能变成人情债

　　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一些不良风气，导致随礼返贫、因婚致贫现象屡见不鲜。热衷“穷讲究”，最终“讲究穷”。乡风异化不仅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甚至成为农民小康路上的沉重负担，人情味最后变成了人情债。

　　6月2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说，根据农业农村部驻村调查发现，当下农民消费第一支出为食品，很多农民第二支出是人情礼金，超过看病支出。韩俊指出，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等做法。

　　我国农村目前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各种思潮冲击交汇，传统价值观念不断遭到冲击，一些地方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攀比之风盛行。

　　“脱贫不易，小康更难；喜结良缘，毁于一旦。”这是一段民间顺口溜，却反映出农村“天价彩礼”已成为一些地区小康路上的“拦路虎”。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推行移风易俗，整治农村婚丧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

　　如今，河北邯郸、山东沂水等地积极探索，许多村子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建立“村规民约”，清新乡风正在乡村里形成。

　　黑龙江省明水县双兴镇双利村村民杨晓峰的女儿杨超去年12月举行婚礼，筹备时在镇里的饭店预订好了20桌酒席。

　　双利村红白理事会会长姜方志得知后，与理事会成员来到杨晓峰家中，劝导婚礼从简。杨晓峰起初并不同意，他觉得，嫁闺女得风风光光，不订饭店让人笑话。

　　姜方志给杨晓峰一家算了“经济账”：在镇里摆酒席，一桌至少要400元，婚庆礼仪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现在大家上饭店也吃不了几口，花钱不说，还浪费。

　　在红白理事会的推动下，杨晓峰和女儿在自家院里摆了不到10桌酒席宴请亲友。“省钱、省事、气氛还好，当时听他们的话算是对了。”杨晓峰说。

　　以前贷款结婚是常事，最初理事会成员到村民家劝导时，有一部分人不爱听，有的村民情绪很激动。如今，形成了风气之后，大家都欢迎理事会成员到家里来帮忙操办红白事，事主省心了，群众也开心了。

　　“过去是互相攀比，虽然大家心里都觉得浪费，但面子上都过不去。”于德春说，“现在不良风气刹住了，大家专心致志奔小康，别提多舒心了。”

　　支部当好“火车头”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要想‘三治’治理形式真正发挥乘数效应，必须坚持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三者结合的政治保障。”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党总支部书记高德敏说。

　　成都市唐昌街道战旗村原名集凤大队，1965年在兴修水利、改土改田活动中成为一面旗帜，取名战旗大队，后为战旗村。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战旗村时强调，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要把乡村振兴这件事做好，继续走在前列。

　　为了理清党建引领农村社区发展治理思路，近两年来，战旗村规范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议事协商机制，党组织定期听取村民委员会、议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等组织报告。同时建立村支部“两委”（村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联系党员、党员联系集中安置区群众的联系机制。

　　易小兰是土生土长的战旗村人，“在当初引进社会组织的时候，村党总支书记高德敏就提议，一定吸纳战旗村村民特别是年轻党员的参与，一是更熟悉了解当地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是为村里培育人才，促进社会组织运行可持续发展。”

　　“胸怀满腔战旗梦，想方设法找出路”是战旗村“带头人”高德敏的座右铭。在战旗村党员活动室张贴的党员联系群众一览表上，战旗村每个党员都对应联系了3户到5户群众。战旗村要求每个党员要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实打实解决群众难题，做到有记录、可追溯。这样一来，党员干部离群众更近了、跟群众更亲了，村党组织成为群众信赖的主心骨。

　　村里青少年学生多、老年人多，村党支部便引入社会服务中心，实施“促国学经典 颂扬家风家训”“老年人健康工程”两个社会工作项目，开设国学课堂、绘画、手工等培训课程，开展“创美家园”环保公益活动等。目前已开展老年人兴趣工坊10场，举办全村60岁以上老人生日会、端午节等节日大型活动近10场，服务村民超过1500人次。

　　兴办农民夜校、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建立院落公示栏……战旗村党总支全面分析村内外资源、社区治理存在问题和村民需求，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有效推动了战旗村社区治理工作。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关键。战旗村党支部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个缩影。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构建村到组、组到户、户到人三层党建网络；陕西省汉阴县以“三线两化一平台”密切党群干群关系；黑龙江省富锦市龙山村创新实施了党员“网格式服务”……各地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对于乡村治理，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吕德文认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现代化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不仅要调动人民群众的巨大潜能，强化乡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能力，还要在组织、人才、资源和服务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从而协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